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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

盛极而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太古的”盛世”为啥都指日可待

“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共同特征。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疆域之辽阔,为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所仅见,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和挑战,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经济逐步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武帝时,大兴水利,农业更趋发展;盐铁官营,财政愈益加强。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绚丽的唐诗,终在盛唐时臻于大成。“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到宣帝去世,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到安史之乱爆发,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比较清明或繁荣的时期,特别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现出上升、发达的气象,但都称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续的时间不长,不过数年、十数年或稍长而已;二是达不成全面繁荣昌盛的局面,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终没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气象。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自诩的“盛世”,但大多事与愿违,有如过眼烟云,空付笑谈中。由此可见,“盛世”是历史的评价,是大跨度的时间的结论。盛世依仗强大的武备西汶艺术网自古以来,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绝对“太平”的“盛世”,从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安不忘战”,“有备无患”。没有强大国防的盛世,从来就不存在。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欲缔造盛世,首先必须解决边疆与民族问题,消除内忧外患,实现和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这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在汉、唐、清三朝,都与一系列的战争相伴随。如西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远征匈奴;唐太宗征伐突厥、吐谷浑,武后讨灭徐敬业;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这些战争的胜利,无不有赖于武备的整饬,其结果则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使兴盛局面的形成和保持成为可能。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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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中国古代史上的三大盛世为何都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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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之前写的《输与赢》当中提到了关于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今天我想把道德和道德教育与宣传抽出来单独写一篇文章。至于为什么会想到单独写道德,那是因为这两天看到一些关于女大学生遭受教师性骚扰和性侵的新闻,就此对于这一频发现象以及当前学校、社会和媒体对道德呼吁与宣传的收效做了一系列思考。而对于这种现象我打算分开两篇来写,该篇讲的是如何理性的审视道德和道德教育,下一篇打算说一下如何真正有效并强力的去对抗这一无法根除的现象。多的不扯,直接进入正题吧,正视问题最重要。以下分成两个阶段讲,先从人的价值观出发讲讲道德和美德,接着从文化和宗教出发说一下道德教育。

当一个现象或者技术被广泛提及和接受之后,必定会引起脱离本质之外的喧嚣,超负荷的信息会掩盖人们认知事物本身的锚点。但是当浪潮退去,臃肿的信息从事物本身剥离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客观理性的重新审视。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的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国时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坚,南北朝的刘宋文帝时代,以及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统治下的某个时段。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干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的“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国时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坚,南北朝的刘宋文帝时代,以及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统治下的某个时段。

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说白了就是个体对各项事物以及活动的价值评判,再基于这一评判标准进行利弊的筛选;每个人都有相对独立的价值观,但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是大同小异的,就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橄榄形的配比来维持均衡的,比如对物质与精神需求相对均衡的人数所占比例是远远高出对物质或精神单方面具有高强度需求人群的比例;很多人在能够保证持续解决温饱并享受闲钱和存款带来的舒适感时,并不会高强度的去追求晋升和发展(洗脑例外),因为他们已经在物质与精神(这里单指对工作以外空闲时间的需求)需求之间进行利与弊的比对,并找到了一个相对舒适的平衡点。对道德的重视程度同样也是基于价值观对于利益(既得或长远)的评价,对于基本道德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多数人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对周遭现象道德指数的判断。

这种现象在我们进展的社会每一个领域都会发生,在近数十年的互联网发展领域中,显得尤为明显。1994年Mosaic浏览器及World
Wide
Web出现,在此后的6年中,互联网上市企业被半胁迫式地摒弃了基本的商业模式,股价飙升。2000年3月,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爬至5048点之后,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碎,也由此展开了业内人士对互联网第一次最重要的重新审视。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比如很多人不会在公交车或地铁上让座,因为这一行为并不能触碰他们的道德底线,其实他们几乎都知道这么做其实不太好,但这只是一种潜在认知,并不能触动他们的价值标准,所以不让座在他们心里根本算不上道德问题,既然让出座位所获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利小弊大)也不足以弥补自己坐着的舒适感(利大弊小)那还是不让的好,而且这种思维已经成为习惯,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潜意识思维“人家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我又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再说其他人不是也不让座么?”。而对于愿意让座的人则会感觉主动助人所带来的感受(利)很受用,否则会在良心的指责下感到焦虑(弊),在利弊中选择毫无疑问就是让座;其实不让座虽然在素质低下的范畴中,但仍接近橄榄形中部,数量庞大却算不上道德败坏的程度,不像杀人放火仅仅一次就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相对应的让座行为同样也处于临近橄榄形中部的位置,不至于像其他“道德表现”那么罕见。而不让座的人同样也会根据自己对利益的判断设定符合自身的道德标准,比如亲眼看到有人当街殴打老弱病残孕时同样会感到愤慨,当然他一般不会冲上去阻止,因为橄榄形中部的人有相差不太远的价值判定和极强的从众心理,单丝难成线,在具备相似判断的一群人形成一股大势前他们是不会单独爆发的,因为在他们眼里一个人挺身而出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忍气吞声,而当势力强大到能够压倒对方时他们就不会再忍耐,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排除弊端)参与惩奸除恶的行为带来的成就感还是很受用的(利)。所以对于处于橄榄形中部以及轻度偏离的人群我们不能单纯的全盘否认他们的道德素养;不过确实也存在着不少人虽然具有较严重的道德问题,但相反也具备高度的美德特质,比如说有些人社会责任感很强、也很重情义、关心弱势群体,但个人生活上就是不太检点。

此后互联网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牌调整,终于重回登上舞台。17年过去了,在经历的百团大战、All
In移动、连接世界等一系列气势如虹的战役后,中国互联网又经历了一轮野蛮式的生长,时至当下,或许是再一次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时刻。

文景之治持续了近40年。事实上,文帝刚刚即位时,天下还相当残破,真正的盛世出现在景帝时期,并由汉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汉代治世持续近70年,其中盛世大约30年。

文景之治持续了近40年。事实上,文帝刚刚即位时,天下还相当残破,真正的盛世出现在景帝时期,并由汉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汉代治世持续近70年,其中盛世大约30年。

接下来是美德,美德的产生其实和缺德相同,缺德是少数道德极为恶劣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心态,与之相对的美德是处于橄榄形另一边少数对道德有高度追求的人所标榜的,比如我们老祖宗的文化,以及外国的文化和宗教。人都有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慢慢的美德就成为对道德的基本定义;而把对少数人而言能从中体会到自豪和舒适的“高度美德”以道德的标准施加到橄榄形中部就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这种把少数边缘化对道德的高强度需求单纯复制给绝大多数中部人群的行为,就像成功学把以物质、权利和名誉来定义人生成败的价值理念从极少数具备高强度物质和事业欲求的边缘化思维复制到橄榄形中部一样,看似很美好,实则不现实。当下一个梗就是现实在人心目当中根深蒂固的是“符合美德标准的事物都是好的,对‘美’的一切反对都是离经叛道的”,致使人们不是用道德本身来看待道德,而是用美德来看待道德,所以很多人即便无法做到美德,但是当美德受到质疑时则会无视言论的事实与道理对质疑方的进行否认和打击,这很可能基于害怕接受质疑导致对自身在外界形象的破坏,因为多数人眼里质疑“好的”就是认可“坏的”,而不关注这个“好”与“坏”之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中部的人群喜欢在“公众场合”表明自己对美德的高度认可和支持,然而讽刺的是连他们支持的多数美德在他们自身的价值体系中都是一门“亏本生意”,就像我们会高声赞颂中华道德文化教育的高尚和美好,骨子里却不可能完全接受这些美德对人生自由的约束而不同程度的抵抗着。微信朋友圈是最典型的例子,仅从每天庞大的美文转发率来看我们简直无法想象社会上的一系列歪风邪气是从哪产生的,然而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因为这些美文去“委屈”自己的,我不排除多数人是真心愿意把这些看似不错的文章拿出来与众人分享,但企图以此进行形象造假的也不在少数。在这里我并不是说那些道德家的呼吁是没用的或者华而不实的,他们定义出的标准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并且对相对少数在道德欲求上能达成一定共识的人而言是很受用的,只不过赤裸裸的借用“光辉”的形象以教条的形式灌输给绝大多数人是行不通的,没有真正的理解何来真诚的接受和长久的坚持?这种灌输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道德教育、宣传与呼吁。

BAT的鼎力之势随百度的困境而渐显瓦解之象,独角兽和新巨头的崛起不停地冲击着中国互联网看似既定的格局。在狼烟四起的互联网诸侯混战之外,有一家企业悄然成为战场中的奇兵,它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的互联网企业之一,网易。

唐代盛世史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两个阶段并不接续。贞观之治从627年到649年,持续22年,这一阶段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阶段,成就并没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续大约30年。

唐代盛世史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两个阶段并不接续。贞观之治从627年到649年,持续22年,这一阶段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阶段,成就并没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续大约30年。

一个活文化是会改进和发展的,我们应该让文化更具人性化、更具人文色彩,而不是为了死守和维护一成不变的文化而让人性成为文化的奴隶,所以对于道德的研判不应该局限于现有各国文化的定义当中,而是要回归人性的角度来进行审视。

在网易身上有很多标签,低调、闷声赚大钱、精品、战略慢等等,但越是多的标签,就越是让人看不懂网易的生存之道。成立20年,依然能够在去年推出国民级的手游《阴阳师》,能够仅用3年的时间就把网易云音乐送至行业的第一阵营,能够布局电商并取得跨境进口销售额第一的王座,能够花七年时间养猪,并一头就拍出几十万的价格。网易似乎成为了中国优秀互联网产品的代表之一,但它取得这些成绩的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

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续时间最久,然而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为止,持续也不到100年。即使从康熙元年算到乾隆六十年,也不过130多年。

只有康雍干盛世持续时间最久,然而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干隆四十年为止,持续也不到100年。即使从康熙元年算到干隆六十年,也不过130多年。

之前说到了少数人群提出了美德的定义,并开始广泛传播,最典型的就是文化与宗教;经常有人说“某个时代的人具有更强烈的道德意识”或“有宗教信仰的人具备更强烈的道德意识”,这里我列举三大人群:读书人、贵族、信徒;为什么举这三类人为例子?因为他们的身份都常年贴着道德、素质、爱心、善良与正义的标签。说到读书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的书生了,诸子百家中各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不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孝悌忠义”比起现代的专业知识而言,过去读书人的必修课基本是清一色的“美德”,所以具备出众的美德也就是读书人的标志(哪怕是装出来的),因为即便是个穷书生相比庶民也是高人一头的,从中体现的就是对优越感和地位的追求,如果他们无法从读书人的身份中找到这种优越感,那美德对他们而言就没太大的意义。简言之多数读书人并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而学习美德,而是为了获得高人一头的地位而学习美德,今天的学生也是一样,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而学习是主要的目的。很多人拿现在的人和古人做对比都喜欢说“人变了”,其实人完全没有变,要变也只是环境变了;其实简单的说环境变了并不准确,环境本身并没有变,只是诱惑变得更加多样化,我们能够轻易的知晓它们的存在,并且不再遥不可及了。就像开始说的,每个人对道德的评价是基于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再加上对读书人而言读书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考取功名,从中的利与弊也不用多说了。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学习并表现出高度的美德是获取经济利益和地位的先决条件,在占据了大军主体的橄榄形中部人群眼里没有这些诱因对美德的“热衷”便无从谈起。然而在盛行的美德潮里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这种泡沫就是道德的泡沫,为了彰显读书人的地位和博取功名而用美德标榜和包装自己,而当这种利益的诱惑被更强的诱惑所取代时泡沫就会破灭,比如以美德保持书生形象的泡沫往往在以贿赂获取更高地位的诱惑前破灭,到头来美德只能成为多数人包裹野心炮弹的美丽外衣。西方的贵族文化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西方文化中道德和修养同样也是贵族的象征,用道德和修养是维持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条件,相比更重要的地位和优越感,那些超出自身判定范围的美德所带来的拘束和不快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然而有朝一日当对美德或者基本道德的践踏能够获得更高层的利益时,道德和美德也就算不上什么了。宗教信徒也是一个道理,对绝大多数的信徒而言入教的目的不是在于教义有多美好、道德准则有多崇高,而是我遵守了你的教条和道德指标能获得些什么?比如说永生、上天堂等等,然而当科学知识破解了宗教和神话的文化时人们逐渐开明,并不再相信宗教和神话当中的教义,这就变成了一种“亏本的交易”,因为付出了一辈子的精力遵守教义和美德到头来没有任何好处,这里我不排除有真正享受宗教文化和宗教美德的人存在,但绝大多数仅仅是利用宗教的教条在变相进行政治斗争和摄取经济利益。其实即便在宗教迷信未被破解的年代,也就已经有很多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宗教教条开展政治斗争的“人民前辈”,这也能充分反映人性本身对文化约束进行自然反抗的本能。

美国学者凯文凯利在著作《必然》中说过,“在过去二百年中,我们最伟大的发明恰恰是科学流程其本身,而非某个特定的工具或玩意儿。”

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我们对于道德的教育至今都是在盲目的灌输式教育,比如我们会告诉孩子“不骗人、不打架、不骂人、不迟到、不旷课,做个好孩子”这些确实是道德的标准,孩子为什么不骗人、不打架、不骂人、不迟到、不旷课?因为要做个好孩子,那么“好孩子”又是什么?不管它是什么,但至少早期的孩子能从中获得相当的荣誉感。为什么遵守道德?不是为了拥有美德而遵守道德,而是为了荣誉感和表扬而遵守道德,相比荣誉感和表扬带给人的享受这点道德上的约束实在算不了什么。当孩子长大或者碰到更具诱惑力的东西时就会反思与“好孩子”相比哪个更重要?“好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除了早期的荣誉感之外还能给我什么?这种荣誉感我还需要么?和面前的诱惑相比它又算得了什么?这种灌输式教育缺乏的是一种引导,也就是人们不知道自己遵守各类道德规范或者追寻更高的美德能给自己带来些什么,也不知道违反它们会面临哪些损失。

用这句话去理解网易的“战略”似乎能够打开一些通路,我们总是想揭开网易背后秘密武器的面纱,但令人失望的是,面纱的背后,什么都没有。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这里例举我和同事的一段对话,有一天我们聊到关于因果报应的问题,他觉得因果报应是一种很玄幻的东西,他会这么想并不足为其,因为现在社会上对因果的解释确实够玄幻……甚至扯到下辈子投胎转世去,我相信因果,但我不喜欢用玄幻的说法去掩盖事物的本质,人类的发展就是一个对神话故事的破解过程,我喜欢揭开玄幻的面纱找到因和果之间最直接的关系。他说“我不相信因果,好多次在街头行善,但一直都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我想他所理解的因果应该是今天他在街头行善,明天从天上莫名掉下一份好工作让他捡到,这也相近于社会上对于因果最普遍的解释,比如下辈子投胎有福分什么的……我是这么回答的“首先你对不应该为了回报而去行善,那种叫做交易,不是说交易无法得到回报,而是你对回报的定义和感受会产生变化。这么说吧,从近的说你没有任何苛求只是希望帮助别人而行善,这对你最直接的福报就是舒坦和喜悦,然而人的健康很大程度取决于长期的心情因素,你能保持长期的舒坦和喜悦这就是对你最大的福报。从远的说,如果你是一个不计较回报乐善好施的人,你一定也希望自己孩子也是这样的人,你在无意识当中具备这样的习惯,将来你自然会在孩子面前不断的做出表率,然而孩子受到你行为和思想的影响自然也会产生相同的心境,这样既让你的孩子也成为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同时舒坦和喜悦的心情也促进了你孩子的身体健康,这才是真正的果”。所以从这里看来,虽然我们如今在做各种各样的道德宣传教育,但这种盲目的灌输对个体而言不但起不到长久而又显著的效果,反而存在误导的风险。我曾今考虑过直接让人们养成以利益来衡量道德的思维惯性是否显得太赤裸粗暴,不过换个角度来看,与其让人们盲目带上美德色彩的眼镜,为了保持高度形象而对外造假,还不如直接点明道德的本貌并去理解和接受它。橄榄形中部的人都喜欢拿到现成的东西直接用,而不想去深度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像我们天黑了直接打开开关灯就亮了,这种流程就像傻瓜包软件一样一键到位,我们不会去想“今天的灯开启时多闪了一下,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是线路还是什么?”直到出现问题了我们就直接喊电工。而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甚至没有)“道德电工”在我们对现成的道德理念产生疑虑和徘徊时能够供我们保修。而对于这种随时都在使用并且常常面临迷虑状态的东西,在宣传和教育阶段就应该给与根本的引导和矫正,让人们知道道德究竟是什么?具备这种道德能给自己带来些什么?如果不能直接带来些什么那么是否能从别的角度看到些什么?每个人结合自身的需求能够明确从哪些道德准则当中能获得哪些方面的精神利益;也就是一种开明的、引导性的、有针对性、可选性的教育和吸收,人们能在正确开明的引导下,基于原先已具备的道德意识做出更多适合自己的选择来提升自身的整体道德素质。

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在对外表述中,常提及到一个词:工匠精神。丁磊解释说工匠精神并不是一个标签或者产品情怀的外衣,它要体现在产品和服务本身上,工匠精神的核心是专注,专注自己的产品和事业。《阴阳师》、网易云音乐、网易考拉海购、网易味央黑猪,这些被人熟知的产品,发展的核心力量,就是产品(服务)本身。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想想为什么人们越来越重视物质需求,那就是因为经济利益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越来越显而易见,而人们在道德准则中看到的好处越来越淡薄;一方面脱离与直接可见利益(身份、永生)挂钩的道德光辉越来越暗淡,另一方面对物质需求的极度吹捧几乎盖过了所剩无几的道德意识,虽然用利益来衡量道德会让很多人感到不适,但事实就是如此。

如上述所说,网易的“秘密武器”是其产品(服务)研发的流程本身,即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产品追求,而不是某个我们可视的特定工具。这看不到的“秘密武器”就会形成网易会在某几个看似互不关联的领域“突然之间”冒出领先行业的产品。这种突然体现在:我们无法用现有的一些其他公司产品崛起的规律和轨迹,来摸索出网易产品成长的套路。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20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惊人的人口变化。《汉书陈平传》记载,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万户,而刘邦在秦末战争中路过这个城市时,发现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户。《汉书》还说,在刘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国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虑到逃亡等因素,历史学家一般的推断是秦汉更替过程中的战乱使中国人口损失了约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20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惊人的人口变化。《汉书?陈平传》记载,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万户,而刘邦在秦末战争中路过这个城市时,发现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户。《汉书》还说,在刘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国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虑到逃亡等因素,历史学家一般的推断是秦汉更替过程中的战乱使中国人口损失了约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对于那些肆意性骚扰的教师,我们再说说教师的职业道德,其实原理同上,与个人价值判断和选择有关,然而我们想要求老师都具备高度的道德素质是不可能的,我们对老师这个职业道德标准的判断是取决于过去对于老师的定义,然而古代的老师不像现在一直在高速的量产,过去的老师一方面都有对道德伦理的高度认识,毕竟他们传播的就是这些内容,最关键的是过去的名师大家在收学徒时都是精挑细选,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学生并不多,为什么?因为橄榄形边缘的人永远是少数,这些名师本身是具备高度道德欲求的人,在收学徒时自然也会考虑到这一点,所谓志不同则道不合。然而为了满足对当今大多数学生进行各类专业知识传授的需求,我们必须大量的生产老师,也就从定义上来说现在的老师就仅仅是知识传播者(这也是绝大多数当代量产老师的意愿),在此以外的东西完全看其自愿,加上从业者毕竟还是以赚钱为第一要务。我不排除即便是量产大军中,也有能够激发出为教育事业奋斗的优秀老师,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量产型老师我们无法有效的提升他们的道德意识和职业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呼吁师德师德却毫无作用,最终还是要依靠社会大众的监督防范,这个就是下一篇的内容了。

当然,有一些是我们可视的,那就是网易这些年的净收入和股价。

至于经济损失,更是惨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说,老百姓没有一点存粮,连皇帝的马车都配不齐马匹,宰相出门都得坐牛车。

至于经济损失,更是惨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说,老百姓没有一点存粮,连皇帝的马车都配不齐马匹,宰相出门都得坐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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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这个盛世的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魏征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中国历史上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这个盛世的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魏征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网易2月16日公布2016年度财报,2016年营收超381亿,同比增长67.4%。净利润116亿,同比增72.3%,大幅创下历史新高。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估计说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还剩下九十五万。也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估计说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还剩下九十五万。也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

看过网易公司这些年的净收入和股价走势,相信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网易公司能够持续这么多年稳定的攀升,它如何保持强劲的生命力?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网易公司的发现路线是蓄力式,而非消耗式。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初期,很多快速成长的公司都主要依靠了初级用户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对人口红利的过度依赖,也导致了互联网初期企业中很多不自主地形成了消耗式的发展模式。当消费升级带动了互联网消费和审美以及认知辨别升级后,用户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极大提升,这让消耗模式的发展策略陷入尴尬境地。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我们也可以把消耗模式宏观地理解为“流量模式”,导致这种发展模式陷入的尴尬和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动。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后,互联网的“入口”快速进行多元和分散式发展,这让曾完全掌控国内互联网搜索入口的百度压力颇大,自家生意也随之受到挑战。也促使百度不惜重金买下91无线等移动应用分发入口,但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还是依靠围墙建立流量入口,况且“围墙”的价值,在当下互联网环境中,也需要重新审视。阿里的电商入口同样承受着新兴电商模式的压力,以及因为用户注意力分散所导致的流量分散,随后对微博、优酷、UC等有明显“入口”标签的产品进行并购。不过阿里正在通过拉长战线来分摊自己的风险,阿里意识到在流量模式前提下,单一业务对企业的危害,所以阿里生态正在为阿里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不过在国内企业所构建的所谓生态与闭环中,似乎永远会与用户体验有直接或间接的冲突,因为闭环一定是“强点”带动“弱点”,“弱点”的参与,必定会伤害用户体验,譬如支付宝的“强行社交”。即便有微信支撑的腾讯,也同样遭受挑战,2016年10月,网易游戏成为全球范围内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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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收入总榜冠军,这对于曾经笑傲中国游戏领域的腾讯来说,多少有些尴尬。但这不仅是尴尬,以渠道为重要优势支撑的腾讯来说,这样的尴尬正在开始朝着危机的方向演变。虽然近年来,腾讯也开始在重度手游的研发上下功夫,开始朝精品战略发力,但腾讯和网易相比,最缺少的,还是上述中说到的“研发流程本身”。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货贪利闻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百姓剥削过甚。而清人入关之初,立即废除明末三饷。鉴于明代教训,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后期帝王的懒惰登峰造极,万历更是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历史纪录。而清代皇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一个帝王群体,个个未明而起,勤奋不懈。有明一代朋党之祸最烈,造成严重的政治腐败。而从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续不懈地大力打击朋党,使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朋党之祸最轻的时代。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货贪利闻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百姓剥削过甚。而清人入关之初,立即废除明末“三饷”。鉴于明代教训,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干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后期帝王的懒惰登峰造极,万历更是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历史纪录。而清代皇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一个帝王群体,个个未明而起,勤奋不懈。有明一代朋党之祸最烈,造成严重的政治腐败。而从康熙到干隆,三代帝王持续不懈地大力打击朋党,使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朋党之祸最轻的时代。

“流量模式”的发展路线会让企业对未来发展走势无法有强势的把控能力,流量(用户)就像是水,当只有一条沟壑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水流的方向,但当出现万千分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水会流向哪里。其实一开始,水就是自由的,只是当时我们没有在乎。并且在互联网平均情商提高后,水,正在愈发自由和不可控制。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曾经渠道为王,入口第一的流量模式日渐衰弱,这种趋势预示了未来互联网的一种可能,即服务取代产品——任何产品提供的只是服务,而产品本身的价值逐渐消失。这种转变的根本是互联网走势的依靠正在从企业向用户身上过渡,用户从被动接受企业,到用户主动筛选企业。未来的“生态”不是企业的生态,而是用户的生态,企业产品去争取成为用户生态环节中某项服务的接入点。所以未来可能是企业拿着众多产品提供的服务去“应标”用户生态的某些结点,而无法用企业生态去绑定用户行为。

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获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要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步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获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要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步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丁磊工匠精神中所倡导的“专注”正是契合了这样的潮流趋势。网易在2013年推出网易云音乐,没有像阿里一样把音乐定义为大文娱版块中的一个结点,或是如腾讯一样并购海洋建立围墙,但结果是网易云音乐成为行业里增速最快的产品,并且稳居第一阵营。这便是丁磊“专注策略”奏效的一种体现,网易云音乐提供的就是音乐服务,并且让用户享受这种服务时不附带其他条件。网易味央黑猪肉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初很多人不理解丁磊养猪,是因为用我们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无法理解这样的业务对于网易公司构建企业生态到底有何价值。不过七年磨一剑,当网易味央黑猪拍出几十万一头天价的时候,很多人才开始意识到原来丁磊真的有很认真地在养猪。丁磊的解释很简单,猪肉在中国市场每年消耗的量巨大,我希望通过网易公司更科技科学的养殖方法,提供更多更好的猪肉。

司马炎篡位不久,攻灭吴国,结束三国混战历史,晋武帝也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个一统全国的帝王。在统一之初,他积极进取,顺应民意,减免徭役,一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隐隐然出现了盛世征兆。如果他再加一把劲,一个大规模的盛世就会水到渠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备汉文帝和唐太宗那样出众的素质。晋武帝迅速陷入物质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晋贵族文恬武嬉,大肆挥霍,兴起了一股中国历史上闻名的比富风。因此不出人们意料,武帝死后不久,西晋便陷入了混乱之中。

司马炎篡位不久,攻灭吴国,结束三国混战历史,晋武帝也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个一统全国的帝王。在统一之初,他积极进取,顺应民意,减免徭役,一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隐隐然出现了“盛世”征兆。如果他再加一把劲,一个大规模的盛世就会水到渠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备汉文帝和唐太宗那样出众的素质。晋武帝迅速陷入物质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晋贵族文恬武嬉,大肆挥霍,兴起了一股中国历史上闻名的“比富风”。因此不出人们意料,武帝死后不久,西晋便陷入了混乱之中。

网易的策略很简单,只提供“点”,不刻意打造和拉扯成“线”。这样能够承受更小的风险和负担,能够更加专注于“点”的服务上面,并依此保障服务质量。

因此,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质超强的君主缔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众,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并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个开国之君外,汉文帝、汉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实在是中国帝王中的异数。

因此,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质超强的君主缔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众,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并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个开国之君外,汉文帝、汉景帝以及康雍干三帝,实在是中国帝王中的异数。

点与线的优劣对比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灵活性。《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就提起过类似的观点,很多大企业的衰败,并非是创新意识的滞后,而是大企业的流程机制,导致了资源必定朝固有的、营收主要贡献领域倾斜,即便是衰势已显,但是仍旧无法果断掉头。譬如百度承受着类似于今日头条这样产品的流量霸主地位冲击,但是百度也不可能把搜索业务所获得公司内部的资源支持拿出相当部分去打造一个内容分发平台。即时性的调整,必定会让企业承受巨大不可预知的风险。马化腾曾说过,巨人倒下时,身体还是暖的。很多企业不是突然死掉的,只不过由于业务构成,导致了它缓慢的衰亡。日本的百年企业比比皆是,其中很多都是对某一个细分领域完全专注的结果,专注的结果是建立绝对的竞争门槛。

事实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盛世的出现,都是几代人的接力努力达到的结果。中国盛世出现的规律是,一个英明强悍的开国帝王为新王朝立定规模,打下基础。开国帝王去世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磨合动荡调整期,再由另一个精明强干的子孙打开王朝发展的瓶颈期,将王朝推上盛世。汉代刘邦开国,确立了清静无为的治国思路,但也留下了诸侯分裂的政治隐患。刘邦去世后,出现了吕后、惠帝时期的动荡。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将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击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势力,消除了政治体制上的重大隐患,从而催生出武帝时代的极盛。唐代的盛世,经高祖、太宗开基立业,奠定基础,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动荡调整,直到玄宗时才达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尔衮和顺治打下基础。而康熙继位,解决了权臣和三藩这两个发展的瓶颈问题,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事实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盛世的出现,都是几代人的接力努力达到的结果。中国盛世出现的规律是,一个英明强悍的开国帝王为新王朝立定规模,打下基础。开国帝王去世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磨合动荡调整期,再由另一个精明强干的子孙打开王朝发展的瓶颈期,将王朝推上盛世。汉代刘邦开国,确立了清静无为的治国思路,但也留下了诸侯分裂的政治隐患。刘邦去世后,出现了吕后、惠帝时期的动荡。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将“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击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势力,消除了政治体制上的重大隐患,从而催生出武帝时代的极盛。唐代的盛世,经高祖、太宗开基立业,奠定基础,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动荡调整,直到玄宗时才达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尔衮和顺治打下基础。而康熙继位,解决了权臣和三藩这两个发展的瓶颈问题,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网易的“点策略”帮助了网易在进军某个领域时,不必对内部整体业务架构有过多的影响。据了解,网易内部产品孵化所获得的资源,更多是由产品质量进行的公平竞争。网易杭州研究院孵化的产品,皆平等地向公司其他兄弟业务部门申请资源支持。网易游戏以“工作室”为单位研发体系,更便于进行横向竞争,网易内部整体呈现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而不是自上至下的强行战略倾斜。

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奖一样难得,因此中国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难解释了。

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奖一样难得,因此中国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难解释了。

这样的内部机制,让网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全球首席品牌营销大师林斯特龙在著作《感官品牌》里曾阐述过,在当下的时代里,品牌应该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最好这个特点是可感知的。其实对于互联网企业,企业被感知也同样重要。去年我们常看到这样的句子:这很百度,这很网易,这很腾讯,这很小米。这是企业产品和文化在与用户长期接触之后所形成的基本心智认知。为什么“有态度”和“网易出品必属精品”这样正向的评价能够成为网易的标签?这其中或许有“工匠者”胜利的影子。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

但用户随口而出的那些评价,对企业的意义,可不仅仅是标签而已,这些认知在未来一定会是更加强势的伤害和助力。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

重新审视和观察网易后,会发现它其实很直白,虽然我们没没有发现那些可视的秘密武器,但也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网易上势,似乎是一种必然。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汉武帝前期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752年,也就是唐天宝十一年,唐代人口达到顶峰,达5200万。但八年之后的760年,也就是干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500里,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户人家,“居无尽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王朝衰败之迅速可以想见。

《必然》里有这样一句话,“往往是哪些曾让你强大的事物,在新时代来临时更容易让其衰败。”我想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在喧嚣的时代里,我们通常觉得直白和简单的坚持,在潮水退去的时,则更容易让其闪耀。”

干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腐败更是只隔了瞬间。干隆死前3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曾响铃,作家,资深评论人,TMT新媒体“铃声”创始人,[移动互联网+
新常态下的商业机会]作者,[网红经济学]作者之一,钛媒体、虎嗅、i黑马、创业邦等近60家媒体专栏作者,《商界》等多家杂志撰稿人。2016钛媒体十大作者单项奖获得者,品途商业评论2016年十大作者。微信号:xiangling0815。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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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们往往被称为“黄金时代”,比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与中国的盛世比起来,西方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则没有这么短命。

伊丽莎白时代与干隆时代有许多巧合。伊丽莎白女王与干隆同是25岁即位,与干隆一样,她也是一位理智又灵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兰内部因宗教分裂而处于混乱状态,对外则面临与法国的战争和与苏格兰及西班牙的紧张关系。她以高明的妥协策略使英国摆脱了宗教战争的阴影,又以灵活的外交与周围大国周旋,结束了与法国的战争,为英国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期。

伊丽莎白统治英国45年。她登基时英国还是个贫穷衰弱的二流小国,而当她逝世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她的统治期因此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

与中国的盛世不同的是,“黄金时代”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一个国家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

原因是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一部英国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进史,虽然英国社会始终存在种种无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进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化解,英国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会很容易发现,重提“盛世”二字,许多时候已经不合时宜。

第一,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

一个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权并不需要通过自我宣传来为自己壮胆。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会高唱盛世的调子。

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动乱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治绩,无论如何与盛世不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说皇帝“于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干夷坤宁”。“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这些当初精心撰写的谀词,今天听起来只是讽刺。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的时代是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诏书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响的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一个是身背篡位恶名的雍正统治时期,另一个是干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康熙时期,对盛世二字并不那么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后,群臣请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绝了,他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宜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正是这种难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后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后,无不向反方面运动。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转规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左传》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则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无一不证明着中国人治循环规律的牢不可破。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那么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尽量推迟那不可避免的衰败来临了。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国文明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是只有盛极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这一条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社会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虽然中国自我运转的规律仍然在深层次地起作用,但是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希望中国再次回到盛极而衰的旧有轨道。正如梁启超说: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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