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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张爱萍与一位普通退伍士兵的患难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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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结束后,一个普通的国军俘虏自愿加入了东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随后,他便跟着四野南征北战,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94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1983年,徐惠滋从师长升任39军军长,是我军少有的从师长直升军长的高级将领。而39军正是当年俘虏他的东野2纵,纵队司令是大名鼎鼎的开国上将刘震,政委是同样大名鼎鼎的吴法宪。而且有意思的是,当年俘虏他的连长黄达宣,这个时候正是39军的副军长,成了徐惠滋的下属。

大家都知道,在1955年授予的开国上将中,有3个人很特殊,即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军中投诚过来的。

赵保群和张爱萍夫妇在一起。

赵保群和张爱萍夫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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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把上将的范围再扩大到现在,还有一个人比他们3位更特殊,因为这个人是在辽沈战役中俘虏过来的,而且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却在1994年成为我军上将,绝对是传奇中的传奇。

“您过去在那种情况下能不畏权势,不随波逐流,精心照顾受‘四人帮’残害的同志是难能可贵的。”

“您过去在那种情况下能不畏权势,不随波逐流,精心照顾受‘四人帮’残害的同志是难能可贵的。”——摘自张爱萍、李又兰夫妇写给赵保群的信
与共和国同龄的赵保群出生在江苏省海安县角斜镇,闻名全国的“角斜红旗民兵团”就诞生在这里。战争时期,张爱萍上将曾在此从事革命斗争10多年。
赵保群家简陋的书柜里,珍藏着张爱萍夫妇写给他的20封信。
“您过去在那种情况下能不畏权势,不随波逐流,精心照顾受‘四人帮’残害的同志是难能可贵的……”1987年5月19日,赵保群接到张爱萍的第一封信。
一个是共和国的赫赫上将,一个是退伍回乡的普通士兵,是什么事情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这要缘于“文革岁月”赵保群执行的一次“监护”任务。
1972年的5月7日,北京卫戍区某团11连指导员信明显找一班长赵保群谈话:“你提干的政审已经过了,现在上级临时抽你执行任务,这也是个考验。”当天上午,赵保群带5个战士去301医院监护“张绪”。上岗前,“专案组”交待:不准让病人与外人接触,不准家属单独探视,不准在生活上给予任何方便……
“张绪”脸上浮肿、胡子老长老长的,左腿断了,不能动。就这样一个老人,“专案组”人员对他百般刁难,疯狂大骂,勒令交代问题。
赵保群想:我们过去对俘虏还要优待,这个老人都已经病到这个程度了,怎么还那么整他?
后来的两件事让赵保群对“张绪”很敬佩:赵保群的脚疼,走路一拐一拐的,“张绪”找护士给他要药;“张绪”将吃剩的馒头放到床头柜上,下次接着吃。护士要清扫,说有细菌要染病的。“张绪”说,染病也是我染,硬是不让收。
这两个细节让赵保群认定:这个“老黑”是个好人。
接下来的日子,赵保群悄悄地给“张绪”方便。给他洗头、理发、刮胡子;他大小便不能下床,赵保群不厌其烦地用便盆端来端去;他不能坐着吃饭,赵保群一勺一勺地喂……”
7月28日晚8点,赵保群正休息,突然接到电话:“张绪”不行了!等他赶过去时,看到“张绪”已经脸色铁青,口吐白沫。“怎么回事?”赵保群急红了眼,大声责问。值班战士报告说:“十几分钟前,‘张绪’喝下中药后先是呕吐,后又抽筋,很快就成了这个样子。”
赵保群立即跑步奔向1公里外找主治医生宋蓝发,对“张绪”全力抢救。在48小时的抢救中,赵保群寸步不离守护在张绪的身边,任何人都不允许靠近,“张绪”终于告别死神。
事后,赵保群把“张绪”用过的药渣带回去和宋医生进行检查分析,发现药渣内多了一味处方上没有的中药。赵保群找到院方非要搞清怎么回事。这时,“张绪”反倒安慰说:“算啦!你是查不出来的。我既然投身革命,就随时准备付出一切!我估计因为我这件事,你在部队也待不住了。如果他们让你退伍,你一定要找我!”
果然,11月6日下午,赵保群及其他5名警卫战士被告知当日下午3时前务必离开医院,不得再与病人接触。
回到连队的赵保群悄悄地去了一趟医院,买了一包红糖看望“张绪”。直到此时,赵保群才知道自己“监护”了6个月的“张绪”原来是张爱萍。
因在“监护”“张绪”期间给予其特殊照顾,赵保群不但没有提干,反而被提前退伍。

朝鲜战争爆发后,徐惠滋作为四野的主力,奔赴朝鲜战场,全程参与了第一次到第五次战役,立功无数。

大家都知道,在1955年授予的开国上将中,有3个人很特殊,即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军中投诚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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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张爱萍、李又兰夫妇写给赵保群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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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士兵还纳闷儿,说东北都解放了,我还当兵干什么?黄达宣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

但如果把上将的范围再扩大到现在,还有一个人比他们3位更特殊,因为这个人是在辽沈战役中俘虏过来的,而且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却在1994年成为我军上将,绝对是传奇中的传奇。

那是在1948年11月1日,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已进入尾声,东北野战军2纵6师16团进入沈阳市区,前卫连1连连长黄达宣率领部队包围了一座银行楼,俘虏了两个国民党中将,一个是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另一个是东北剿总高参室主任苏炳文。

与共和国同龄的赵保群出生在江苏省海安县角斜镇,闻名全国的“角斜红旗民兵团”就诞生在这里。战争时期,张爱萍上将曾在此从事革命斗争10多年。

张爱萍夫妇给赵保群的部分信件。

就这样,这个俘虏就加入了东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也从此开始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那是在1948年11月1日,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已进入尾声,东北野战军2纵6师16团进入沈阳市区,前卫连1连连长黄达宣率领部队包围了一座银行楼,俘虏了两个国民党中将,一个是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另一个是东北剿总高参室主任苏炳文。

说起来,这两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苏炳文还曾是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都是对民族有功之臣,因此被俘后也都受到了厚待,苏炳文后来还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常委。

赵保群家简陋的书柜里,珍藏着张爱萍夫妇写给他的20封信。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打听您的消息,不知道您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后的情况怎样?”——摘自张爱萍、李又兰夫妇写给赵保群的信

这个士兵名叫徐惠滋,山东蓬莱人,跟他同乡的名将还有戚继光、吴佩孚、于学忠等人。

说起来,这两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苏炳文还曾是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都是对民族有功之臣,因此被俘后也都受到了厚待,苏炳文后来还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常委。

不管怎么说,一个小小的连长一下子俘虏了两个国民党中将,黄达宣可想而知得有多么激动和自豪,但几十年后,他却对另一个普通的士兵俘虏更加感到自豪。

“您过去在那种情况下能不畏权势,不随波逐流,精心照顾受‘四人帮’残害的同志是难能可贵的……”1987年5月19日,赵保群接到张爱萍的第一封信。

赵保群返乡以后,张爱萍一直在寻找他。将军曾多次写信、打电话去卫戍区部队,得到的答复是:该团已解散编入武警序列,赵保群早已退伍。
将军只记得监护自己的班长是江苏泰兴、如皋、海安一带人。他1974年秋经过南京时,特地找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吴邦义记者,请他帮助寻找。吴邦义曾做过将军的秘书,他数十次寻找,未果。
1985年春节。在亲人团聚的宴席上,张爱萍茶饭不香,他对李又兰说:“保群不知在哪里,他现在坐在我身边该多好啊!”李又兰撂下饭碗说,“我这就给南京的老吴打电话,请他多想想办法。”然而,还是未能如愿……
后来,吴邦义终于在海安县广播站的同志协助下,打听到了赵保群的下落,并立即告诉张爱萍。
1986年5月,赵保群收到张爱萍、李又兰夫妇写来的信及100元汇款。那时,他家里很穷,接到将军的信和汇款后,他心情十分激动,但觉得这个钱自己不能用。怎么办?他把这笔特殊的汇款捐给了自己担任校外辅导员的五坊小学,为孩子们购买了一架风琴。
事后,学校老师以“红领巾”的名义给张爱萍将军写去一封感谢信。
将军夫妇收到信后,被赵保群的义举再次感动,立即给他回信。信中写道:“宝群二字,有意写成保群,似乎更有意义,这样高尚的品德应代代相传”。同时,将军还为赵保群题词:“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保群同志纪念。”
“望你永远做个具有正直正派正气的明辨是非的真正的人,做个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摘自张爱萍、李又兰夫妇写给赵保群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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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一个小小的连长一下子俘虏了两个国民党中将,黄达宣可想而知得有多么激动和自豪,但几十年后,他却对另一个普通的士兵俘虏更加感到自豪。

辽沈战役结束后,按照我军优待俘虏的传统,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给发路费,任其回家。不过,黄达宣却在这些想回家的俘虏中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很高大,精气神也很足,一看就是当兵的好料子,黄达宣就主动去找他,想把他留下来。

一个是共和国的赫赫上将,一个是退伍回乡的普通士兵,是什么事情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这要缘于“文革岁月”赵保群执行的一次“监护”任务。

赵保群与张爱萍将军的传奇故事传开后,当地政府十分关心他的处境,安排他到镇供销社搞外联工作。
“搞外联就是对外协调,一些人想利用我与张爱萍将军的这层关系为家乡多批点条子,这有悖于我做人的原则。”赵保群对记者说。
实在没办法,赵保群给张爱萍将军写了一封信,诉说心中的苦闷。张爱萍回信,勉励他“永远做个正直正派正气的明辨是非的真正的人,做个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还赠他两句座右铭:“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
1987年11月13日,赵保群与张爱萍将军终于见面了。将军寓所的大门平常是不开的。那天,将军寓所的大门开了,大门和客厅之间是一条走廊,有30米长,将军声音颤抖地喊了起来:“保群,你来啦!”说完以后,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许久许久……
当晚,张爱萍夫妇设家宴款待他,并特意把儿子和儿媳叫回来陪客。将军兴致很高,每喝一口啤酒都要与赵保群碰一下杯。
在张爱萍夫妇再三挽留下,赵保群在北京逗留了一周,并在秘书的陪同下游览了长城、十三陵等名胜风景。
赵保群要走了,张爱萍将一个包裹递到他的手里说:“这里面是只和平鸽,是老山前线的战士用炮弹壳精制而成的,我请你把它转赠给五坊小学的孩子们,希望爱国主义精神能在孩子们的心中扎下根!”李又兰也拎来一个包裹:“两块布料带给你父母,一件羊毛衫给你爱人,10本美术书籍和几支画笔带给喜欢画画的孩子,两套军装留着你穿……”
之后,赵保群每年都要利用出差机会去北京,向将军汇报家乡和个人的情况。谈完事情,张爱萍都要留他在家中吃饭,并叮嘱家人:如果不是这位警卫班长的保护,我早就不在人世了。你们要永远记住他。
2003年7月5日,一代名将张爱萍因病去世。闻此噩耗,赵保群失声痛哭。7月12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肃穆。上午9时,胡锦涛、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来到张爱萍同志遗体前肃立默哀,三鞠躬,并最后送别。从角斜镇赶来想再见将军一面的赵保群早已泣不成声……

在1955年授予的开国上将中,有3个人很特殊,即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军中投诚过来的。

辽沈战役结束后,按照我军优待俘虏的传统,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给发路费,任其回家。不过,黄达宣却在这些想回家的俘虏中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很高大,精气神也很足,一看就是当兵的好料子,黄达宣就主动去找他,想把他留下来。

这个士兵还纳闷儿,说东北都解放了,我还当兵干什么?黄达宣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

1972年的5月7日,北京卫戍区某团11连指导员信明显找一班长赵保群谈话:“你提干的政审已经过了,现在上级临时抽你执行任务,这也是个考验。”当天上午,赵保群带5个战士去301医院监护“张绪”。上岗前,“专案组”交待:不准让病人与外人接触,不准家属单独探视,不准在生活上给予任何方便……

但如果把上将的范围再扩大到现在,还有一个人比他们3位更特殊,因为这个人是在辽沈战役中俘虏过来的,而且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却在1994年成为我军上将,绝对是传奇中的传奇。

就这样,这个俘虏就加入了东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也从此开始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张绪”脸上浮肿、胡子老长老长的,左腿断了,不能动。就这样一个老人,“专案组”人员对他百般刁难,疯狂大骂,勒令交代问题。

那是在1948年11月1日,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已进入尾声,东北野战军2纵6师16团进入沈阳市区,前卫连1连连长黄达宣率领部队包围了一座银行楼,俘虏了两个国民党中将,一个是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另一个是东北剿总高参室主任苏炳文。

赵保群想:我们过去对俘虏还要优待,这个老人都已经病到这个程度了,怎么还那么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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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两件事让赵保群对“张绪”很敬佩:赵保群的脚疼,走路一拐一拐的,“张绪”找护士给他要药;“张绪”将吃剩的馒头放到床头柜上,下次接着吃。护士要清扫,说有细菌要染病的。“张绪”说,染病也是我染,硬是不让收。

说起来,这两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苏炳文还曾是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都是对民族有功之臣,因此被俘后也都受到了厚待,苏炳文后来还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常委。

这两个细节让赵保群认定:这个“老黑”是个好人。

不管怎么说,一个小小的连长一下子俘虏了两个国民党中将,黄达宣可想而知得有多么激动和自豪,但几十年后,他却对另一个普通的士兵俘虏更加感到自豪。

辽沈战役结束后,按照我军优待俘虏的传统,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给发路费,任其回家。不过,黄达宣却在这些想回家的俘虏中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很高大,精气神也很足,一看就是当兵的好料子,黄达宣就主动去找他,想把他留下来。

这个士兵还纳闷儿,说东北都解放了,我还当兵干什么?黄达宣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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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这个俘虏就加入了东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也从此开始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这个士兵名叫徐惠滋,山东蓬莱人,跟他同乡的名将还有戚继光、吴佩孚、于学忠等人。

随后,徐惠滋跟着四野南征北战,最远还去过广西打仗,并于1950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徐惠滋作为四野的主力,奔赴朝鲜战场,全程参与了第一次到第五次战役,立功无数。

1983年,徐惠滋从师长升任39军军长,是我军少有的从师长直升军长的高级将领。而39军正是当年俘虏他的东野2纵,纵队司令是大名鼎鼎的开国上将刘震,政委是同样大名鼎鼎的吴法宪。而且有意思的是,当年俘虏他的连长黄达宣,这个时候正是39军的副军长,成了徐惠滋的下属。

据说,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徐惠滋还谈到了当年那段往事,黄达宣不好意思地说:“军长,你别说了。”徐惠滋哈哈笑道:“老连长,这是历史呀!”

1985年,徐惠滋又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在1988年我军第二次大授衔中,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又晋升为上将军衔,同期晋升为上将的还有丁衡高,聂荣臻元帅的女婿。

2005年1月5日,徐惠滋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结束了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解放军上将赵南起的人生是一部精彩的传奇。他本不是中国人,而是与中国相邻的韩国人,他在中国几十年,军衔达上将,官至副国级,堪称一大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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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0日,赵南起出生朝鲜忠清北道清源郡,家中排行第四。父亲赵龙九是位爱好儒家文化的读书人。爷爷赵东植一直受当局监视,是朝鲜著名三一反日运动领导人。

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大规模反日殖民统治的爱国运动。赵东植是清源郡的主要筹划者,不久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关进汉城大同门监狱。但他决不与日本人妥协,被长期关押,最后带着一身伤病走出牢房,回到家里后,他仍受严密监视,并几次被拘禁,可岁月流逝,他的反日情绪有增无减。

1939年冬,由于受当局迫害,加上债务高筑,赵龙九于一个黑夜带上父亲和全家离开清源郡出走,四下流浪,然后于1940年初进入中国境内,随后在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一个朝鲜族村落——佛堂村定居下来。

此时,赵南起才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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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半年时间,赵东植因思念家乡,决定返回朝鲜。他已年过七旬,结果由赵南起的弟弟赵南元护送爷爷回国。本来父亲赵龙九是准备让年长一些的赵南起送爷爷的。赵东植说:“还是让他和你们一起留在中国吧。”

结果,赵南元和年迈的爷爷回到清源郡后,从此留在了老家。

由于爷爷的一句话,赵南起留在佛堂村。很快,他就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朝鲜也从日本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许多流浪东北的朝鲜人纷纷踏上回国之途,但是,赵南起一家没有走,还是选择留在岔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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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赵南起和其他留在当地的朝鲜人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也就是说,由于这两次选择,赵南起成为了一名中国人。

1945年9月,赵南起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投奔共产党。他步行100多里山路来到吉林市,找到民族解放同盟总部,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了革命道路。随后,为了支援刚进入东北的东北自治军,18岁的他自告奋勇,发动朝鲜族捐献出30万斤粮食支援部队。这是一笔十分巨大的数字,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周保中不仅批准他参军,而且用自己的大青马,派警卫员牵马,送赵南起到军政大学东满分校朝鲜族队学习。

在学校,赵南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作为五名优秀毕业生之一分配到延边土改工作队,参加农村土改工作。不久,他被地委书记孔原(曾与邓小平夫妇一起于延安在毛泽东窑洞前结婚)选调到延边地委,当了一名管理员,一年后被提拔为地委机关总务科长。

1949年7月,赵南起调到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担任农业工作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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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工作轨迹下去,赵南起很可能成为一名农业专家。但是,命运之神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内战,美国站在南方李承晚政府一边,出兵入侵朝鲜,并威胁新中国的安全。不久,赵南起调志愿军前方指挥所担任作战科联络员,负责翻译和联络工作。10月23日,随总部入朝参战。

这时,赵南起尽管才23岁,但已是一名正团级干部。

1951年1月25日,中朝在玉泉洞举行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赵南起在会务组负责接待朝方高级干部,并担任翻译工作。

一次,志愿军总司令员彭德怀和朝鲜副首相朴宪永进行会谈,由赵南起担任翻译。朴宪永见他朝语说得很流利,十分惊讶,问道:“你是朝鲜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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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是中国的朝鲜族人。”赵南起回答他,“我以前在吉林省委工作,战争爆发后才调到了志愿军总部。”

彭德怀回答说:“这要看工作需要了,也要看他本人的意愿。我虽是志愿军司令员,也不能搞官僚主义。”

谁知朴宪永看上了赵南起,并且对此事上了心,几天后又向彭德怀提起此事。彭德怀觉得事情严重了,于是正式叫来了赵南起,征求他本人的意见。

在总部几个月中,赵南起多次为彭德怀当翻译,且两人经常见面,彼此很熟悉。在谈话中,彭德怀详细询问了他的地方工作经历,然后认真地说:“你和我说老实话,你到底愿不愿意回朝鲜工作。如果你同意,我马上作安排,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与你个人无关。”

赵南起已决心做一名中国人,于是态度坚决地回答:“彭总,我对在志司的工作非常满意。如果到朝鲜工作,各方面情况都不熟悉,困难很多。希望您批准我继续留在志愿军,将来打完仗就回国。我不愿意到朝鲜工作。”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彭德怀问道。

“当然。”赵南起说,“我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向你和组织上保证。”

彭德怀听完,重重地拍了拍赵南起的肩膀,说:“好吧,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好干部在哪里工作都会有所作为。你这样年轻就是团级干部,很有前途。好好干!”

这是赵南起第三次选择留在中国。

后来,他回忆此事,十分感慨地说:“彭总把我留在志愿军,使我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否则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我深深地感谢他老人家。”

确实,赵南起的人生因此而变得很辉煌。

抗美援朝结束后,1958年赵南起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被任命为延边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升任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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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7日,中央军委调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兼副省长、军区政委的赵南起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两年后,赵南起升任部长。

1988年4月9日,根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提名,赵南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9月14日,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度,赵南起被授予上将军衔。在17名授上将衔的高级将领中,赵南起是惟一少数民族出身的上将,年龄倒数第二高,已经62岁。

1995年从军队退役后,1998年3月,赵南起又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副国级领导人。此时多数人不知道赵南起当年出生于韩国且是反日运动著名领导人的后裔,以为他是吉林省永吉县地道的朝鲜族人。至于他的出生的韩国,由于多年与新中国处于隔绝和无外交关系状态(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知道赵南起本是自己同胞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2000年4月,赵南起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韩。访问之余,他回到了离别几十年的家乡——韩国忠清北道。

这时,赵南起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且是中国副国级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访问韩国的消息在新闻中播出,立即引起韩国朝野一派轰动,不少人对这位同胞的传奇经历惊愕不已。

作为东道主,韩国政府更是尤为重视,以最高礼节欢迎这位在中国成长并取得杰出成就的老乡。当赵南起离家60多年后第一次回到清源郡时,当地人扶老携幼,以最隆重的民族礼节载歌载舞迎接他。赵南起深深地被浓浓的乡情感动,拿出特意从中国带去的茅台酒,以当地风俗向乡亲们一一敬酒,共祝家乡繁荣昌盛,中韩友谊长存。

洪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的将军中唯一的一位外籍人,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双重军籍、双重党籍的“双籍将军”,但是他却一生三次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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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不是骂我们‘洪水猛兽’吗,我就叫‘洪水’”

洪水原名武元博,1908年10月1日生于越南河内市。1925年,遵胡志明之嘱,他与黄文欢、范文同等30多位越南革命青年来到中国广州仁兴街,成了胡志明“越南政治训练班”第二批学员。结业后,大部分越南青年回到了越南,而洪水和一部分越南青年留在广州,成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这里,洪水经陈一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个月后,洪水黄埔军校毕业,成了留校工作人员。

1927年12月,洪水等30多位越南战友跟随叶剑英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四教导团,参加了广州起义。他们的具体任务是攻打广州最顽固的反动堡垒—广州公安局。他们殊死激战,占领了广州公安局,释放了在押犯,其中有100多名是黄埔军校学生。这些同志获救后激动地高呼:“国际主义万岁!”

广州起义在强大的敌对力量包围中失败了。洪水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无法在广州立足,便去泰国协助胡志明、黄文欢等人,将在泰国的越侨青年组成“合作会”、“亲爱会”、“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三个支部和一个总支部,领导越侨开荒种植,既维持生计,又为越南革命筹措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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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中共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将洪水密召至香港,从事香港海员工会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香港的工运工作刚刚开展,江西井冈山斗争形势吃紧,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不得不跳出包围圈,向广东逼近,并向中共两广省委紧急求援,要求输送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事干部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洪水便奉命赶到东江地区,成了新成立的红十一军三十四师连政治委员。

当他带领连队在东山一带活动时,看到敌人的传单上常把共产党说成“洪水猛兽”,他很生气。在一次连队军人大会上,他对大家说:“我原名武元博,中国名叫‘鸿秀’。同志们说,这是女人的名字,缺乏战斗性。说得对,改名啦!敌人不是骂我们‘洪水猛兽’吗?我就叫‘洪水’,大家叫我洪水吧!”没想到,另一位同志接着说:“我也改名,叫猛兽!”可惜,猛兽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而洪水却真的像洪水那样在革命的河道里一直奔腾向前。

洪水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

在红军队伍里,洪水从广东征战到闽西,他的职务则由连政治委员很快提升为团政委、红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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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洪水调进江西瑞金,在何长工领导的红军学校里担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在这里,他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有一大建树:他和李伯钊以及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积极努力,创办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李伯钊任党支部书记。洪水对剧社工作非常热心,经常教大家唱歌、弹琴、跳舞,还与钱壮飞、李伯钊、崔音波、张爱萍、蒋耀德、铁轮等一起编剧演戏。当时,中央苏区上演过一台有名的戏,叫《上海的火焰》,反映上海军民“一·二八”抗战事迹的。洪水和红军学校卫生所所长蒋耀德演主角,张爱萍是导演。演出十分成功,受到瑞金中央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这个工农剧社后来发展成苏区的蓝衫剧社。20世纪80年代初,原红军学校校长何长工在他家宅院的葡萄架下接受采访时说:“洪水为红军学校和苏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洪水的知名度也随着大为提高。1934年1月,他出席了在红都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时,有人对洪水的代表身份产生了质疑:外国人怎能成为中国的国民代表呢?周恩来想出了绝妙之法,让洪水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因此,在代表名单上,洪水的名字后边的括号里写有“京族”二字。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洪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和朝鲜的毕士悌一起,成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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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被开除党籍 依然矢志不渝

洪水在20世纪30年代,曾三次被开除出党。

第一次被开除出党是在1934年夏。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肃反扩大化,将洪水打成了“高级特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1935年1月,红军中央纵队党委根据遵义会议的指示精神做出决定:撤销对洪水的处分,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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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是在1935年8月。那是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洪水跟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北上抗日。当他们行至贾曲河时,张国焘不听朱德、刘伯承的劝阻,借口贾曲河水上涨,无路可行,要率部南下。洪水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反对南下的正确主张,并与张国焘面对面地争论起来。结果,张国焘大发雷霆,一手遮天地将洪水打成了“国际间谍”,再次开除了他的党籍,还要秘密处决他。朱德、刘伯承得知情况后出面阻挠,这才使洪水幸免于难。北上延安后,党中央根据朱德等人的提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在洪水身上的罪名,再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第三次被开除党籍是在1937年。1937年8月,洪水以八路军总部民运部干部的身份,来到五台地区,担任五台县四区动委会主任。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抗日救国。阎锡山的老家就在这个区的河边村。这里的经济命脉大都掌握在阎锡山的父亲和岳丈、内弟及亲信的手中。这些人对抗日救国只是空喊一通,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有枪不出枪。五台人民非常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洪水就发动民兵到阎锡山家中“借”了钱、“借”了枪。这就引起了阎锡山和当地封建势力的不满。阎锡山说,八路军抄他家了,没法统一抗战了,要求严加处治。1937年冬,为顾全抗战之大局,洪水被调回部队,担任抗敌报社的领导工作。阎锡山仍不罢休,当地党组织只好开除了他的党籍,并撤了他的抗敌报社社长职务。1938年初,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恢复了他的党籍。

烽火中的患难夫妻

洪水在五台县四区工作时,结识了区动委会女干部陈玉英,两人在交往中渐渐萌生了爱意。有人不解,问陈玉英:“中国人千千万,干嘛找个外国人?”陈玉英回答说:“他帮助我们革命,他领导我们抗日,为啥不能找他?”

1938年春节,陈玉英的爷爷替陈玉英和洪水办了一桌结婚酒,请来了区动委会几位同志给他们当证婚人。两人就此走进婚姻的殿堂。

婚后,陈玉英接受洪水的建议,更名为陈剑戈。

1941年8月,洪水在抗大二分校当教员,陈剑戈则是抗大二分校女生队指导员。这年的秋季反“扫荡”,洪水带着本校二梯队100多名同志向唐县转移。这时,陈剑戈怀孕已经8个月了,她凭着巨大毅力和队伍一起昼伏夜行。9月4日,这支队伍行至唐县境内的鳌鱼山下,突然与日军遭遇了,地形对我相当不利,再不突围,就有覆没的危险。洪水顾及行动不便的妻子,不忍下达突围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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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危难之际,陈剑戈向他大声吼叫:“洪水,别犹豫啦,你不能为了我让上百号战友等死呀!突围吧!快下命令吧!”未等洪水发话,她就拉着女医生李宁离开了队伍,向相反方向走去。洪水含着泪水向队伍发出了突围的命令。

一阵枪声之后,山谷中终于平静了。

陈剑戈和李宁医生在树丛里藏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在一个小山村外遇见了一位好心的军属大嫂。刚在她家喘了口气,日军又进山扫荡了,三个女人又不得不躲进荒山野岭中。那20天里,她们渴了喝泉水,饿了吃野枣,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10月的一天早晨,暴雨倾泻。陈剑戈在毫无遮挡的野地里万分艰难地生下了一个女婴。实在不能动弹了,她就在泥水中躺了4个小时。对面山上的“消息树”又倒了,日军又进山了,她们三人只好抱着女婴,混在群众中向更远的深山走去。

10月中旬,反“扫荡”结束了。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派人找到了陈剑戈。洪水接过妻子递来的骨瘦如柴的女儿,饱含泪水地说:“你是位经暴风雨洗礼的孩子,就叫‘暴风雨’吧!”6个月后,病魔夺去了“暴风雨”的生命。

1943年夏,洪水、陈剑戈一同调入中央党校学习。在那6平方米的窑洞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取名小丰。

1945年8月,越共中央准备在日本投降后立即举行全国范围的武装起义,国内需要大批军政干部,胡志明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协商后,决定调回一批在中国工作的越南同志。为了避免累赘,规定他们一律不准带家属小孩回越南。

“赠山弟”名片的丰富内涵

洪水告别妻儿,回到了越南,更名阮山。胡志明看到20年前借黄埔之炉而煅造的火种回来了,十分高兴地说:“山弟,好样的!祖国正等着你呢!”越南党中央任命阮山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兼第五、六两个战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负责越南南方的抗法战争。

1947年初,洪水调任第四战区司令员兼政委,扼守越南中部咽喉,使第四战区成了越南抗法战争的坚强堡垒。洪水便成了令敌丧胆、人民爱戴的阮山将军。

1947年10月初,法军出动两万多兵力,分三路进攻越北根据地,企图摧毁越共领导机构。越北人民军诱敌深入,洪水指挥的四战区则卡住敌军南逃之路,从而取得了越北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法军的秋季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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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壮国威、振军威,1948年1月,胡志明颁布了授衔的政令:授予武元甲同志大将军衔;授予阮平同志中将军衔;授予阮山、铁雄、朱文晋、黄参、黄文泰、黎献梅、文进勇、陈大义、陈子平等同志少将军衔。

洪水接到授衔令后,思想上有疙瘩,要把少将军衔让给别的同志。因为身居敌后,不能与越北的胡志明交换意见,就给胡志明发了一份“火速公文”。这时,胡志明正在越北丛林里与越南童子军领导人黄道翠谈话,看到这份“火速公文”后,他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了。”身边没有纸张,他就掏出一张名片,在上边用中文写了“赠山弟:胆欲大,心欲细,智欲圆,行欲方”15字给洪水。看到“山弟”之称,洪水感觉特别亲切。1924年,胡志明、范文同、洪水等9位越南革命者在中国广州结成九兄弟,那时,洪水他们称胡志明为“山哥”。胡志明则称他们为“山弟”。此刻,胡志明称洪水为“山弟”,深层含意不言自明:“山哥”有难处,必须压低“山弟”的军衔,以换取大局的平稳。名片上的题字,既是胡志明处事为人的原则,又是他对洪水的勉励和鞭策。看到这张名片,洪水立刻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少将军衔。

这张“赠山弟”名片,蕴含着越共党史的丰富内容,也是胡志明及洪水等老一辈革命者立党为公的极好见证。越南人民珍惜它,特别将它珍藏于越南河内的胡志明博物馆里。

阴差阳错的“重婚”遗憾

洪水的原配夫人名叫黄氏艳,比他大4岁,出身于河内郊区普通农家。两人1923年结婚。1924年,洪水来到中国。13年后,他遇上了陈剑戈。越南法律规定:夫妻间一方“失踪”三年便自动解除婚约。据此,他和陈剑戈结了婚。

1945年11月,“失踪”21年的洪水回到了河内,见到了21岁的长女武清阁,得知清阁的妈妈早在他离家5年后改嫁了,这才了却了一桩心事。

当他担任越南南方战区司令后,便将长女武清阁安排在属下军用仓库里当保管员。正当洪水带领将士们奋勇抗法时,突然从中国传来了噩耗: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中国妻子陈剑戈在敌机轰炸中牺牲了。清阁为了减轻爸爸的丧妻之痛,撮合爸爸与军中女秘书黄氏兑成婚。虽说清阁比黄氏兑仅小9岁,但她仍称黄氏兑为“三妈”。

1948年,三妈生下女儿阮梅林。由于三妈个性孤僻,加上洪水经常沉浸在对中国妻儿的怀念中,故而互不相容。当梅林出生半年后,洪水便与第三位夫人好聚好散了。长姐武清阁便成了小梅林的监护人。离婚后,第四战区的一位领导在征得胡志明的同意后,撮合河内同盟造纸厂会计黎恒熏成了洪水的第四位夫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中国传来消息:洪水的中国妻子陈剑戈没有死。胡宗南进攻延安时,陈剑戈和她两个儿子已经撤出了延安,后来随中共中央进了北京。

如何处理这场阴差阳错的“重婚案”?胡志明的意见是:按洪水的中国夫人意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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