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南方两湖地区的传播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浪潮,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还对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强大的推力,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传统的彩陶遗存。庙底沟彩陶向西向南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澳门在线威尼斯官方,行蟾在地,这也是史前人眼中常见的生物。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上都见到蟾蜍纹,背上有明确的斑点,不过学者们有时也径称为蛙纹。蟾蜍为两栖动物,皮上有许多疙瘩,形状像蛙,俗称“癞蛤蟆”,称蛙似乎亦无大错。

 

关键词:彩陶;纹饰演变;庙底沟文化;传播

摘要:主要分布在豫陕晋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却非常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大潮。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方播散,对文化差异明显的南方两湖地区影响也非常强烈。这种影响一直越过长江,最远到达洞庭湖以南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不仅只是一些纹饰题材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些纹饰中的象征意义的认同。由彩陶向两湖地区的传播,可以看出南北文化的趋同态势,这种文化趋同是后来一统文明建立的重要基础。

蟾之为纹,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上很值得关注。从半坡文化开始出现的蟾蜍纹,经过庙底沟文化到西王村文化,由写实向抽象的演变过程也比较清晰[1](图1)。庙底沟文化彩陶上见到的蟾蜍纹虽然没有一例是完整的,但大体可以复原出它原来的构图来。将出自西乡何家湾的半坡文化蟾蜍纹与出自陕县庙底沟的蟾蜍纹作一下对比,两者的联系还是比较明确的(图2)。蟾身表现的都是俯视的构图,背上满布斑点,屈曲的四肢,蟾蜍好似在跳跃之中。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分类系统中,鱼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庙底沟文化的鱼纹有少量为写实图案,其次是抽象的几何化纹饰,更多的是完全几何化的纹饰。辨析这些几何化的与鱼纹相关的纹饰,证实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西阴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带点圆圈纹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这些纹饰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揭示这个隐蔽的“大鱼纹”象征系统,为真正理解史前彩陶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在与庙底沟文化同期的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受到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庙底沟文化扩散与传播的表现,不仅是彩陶纹饰的传播,也表现在彩陶器形的传播,表现为一种高度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在播散出去的过程中,有传承,也有变改。有时这种改变虽然在形式上比较明显,但在纹饰构图上却能看出一脉相承的联系,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深远。周边文化在接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人时,除了直接地传承以外,也适当作过一些变改。我们由这样的改变可以看到,彩陶在形式上略有区别,但内涵是相同的,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其实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关键词:彩陶;传播;庙底沟文化;两湖地区

严文明先生曾指出,蛙纹在半坡时期是绘在盆内,画法接近于写实。“到庙底沟期,蛙纹一般画在盆的外壁,样子也还接近于写实”。他说由半坡期经庙底沟期再到马家窑期,蛙纹与鸟纹一样,“很清楚地存在着因袭相承、依次深化的脉络。开始是写实的,生动的,形象多样化的,后来都逐步走向图案化,格律化,规范化”。他还特别研究了鸟纹与蛙纹的意义,认为“从半坡期、庙底沟期到马家窑期的鸟纹和蛙纹,以及从半山期、马厂期到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的拟蛙纹,半山期和马厂期的拟日纹,可能都是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崇拜在彩陶花纹上的体现。这一对彩陶纹饰的母题之所以能够延续如此之久,本身就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传统观念相联系的。”[2]像这样来完整理解彩陶的意义,将彩陶放在大文化背景中来观察,应当是非常有见地的。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如大潮涌动,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潮流所向,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彩陶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是一种明确的文化传播。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发现。由这些发现看,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因为地近关中区域,所见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更是与晋、陕、豫没有明显区别。如大地湾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花瓣纹、西阴纹、单旋纹和双旋纹等,都与中原所见完全相同,难分彼此(图1)。

 

蟾在古代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它的文化性非常明确。在《淮南子》中记有这样的神话,后羿到西王母那里去求来了长生不死之药,嫦娥吃了逃到月亮里去了,变作一只蟾蜍,成为月精。嫦娥奔月化为蟾蜍的神话,最早见于《楚辞·天问》,所谓“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为何,而顾菟在腹?”闻一多先生在《天问释天》解“顾菟”为“蟾蜍”。在汉代画像石上,我们可以看到月中的蟾蜍图像(图3)。蟾蜍为神话中的月神,对于汉代人而言,蟾蜍仍然被看作是月亮的象征。

关键词:庙底沟文化;彩陶;鱼纹;演变;象征

在往更西部区域的传播过程中,彩陶的器形与纹饰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在青海民和县藏族和循化县撒拉族聚居区等地发现的同期遗存,甚至也可以直接划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这是中原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1]。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大张力,由这一层面看,表现得非常充分。

   
以陕晋黄河中游为主要分布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却非常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艺术大潮。庙底沟文化彩陶对文化差异明显的南方两湖地区的影响也非常明显,这种影响直至跨越长江,向南播及到很远的地方。

古代月神的相关神话,其渊源看来是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的,在半坡和庙底沟人那里,类似的神话是一定已经成型了,这是彩陶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庙底沟文化之后的彩陶上,将蟾蜍背上的斑点绘作网格形,或者将四肢扩展成折线形,有理由将部分彩陶上的折线与网格纹看作是蟾蜍纹的几何化图形。这样看来,蟾蜍图案符号在彩陶上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真正象形的蟾蜍图形比较少见。

 

从彩陶纹饰的类比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传播的证据。如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与河南陕县庙底沟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所见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1]。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彩陶[2],叶片较为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图2)。阳洼坡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应当是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出现的起点。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在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发生了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了主要单元,叶片已经明显变成了次要的单元(图3)。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圆圈纹的出现。圆圈纹加大了,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构成新样式的旋纹。马家窑类型流行的旋纹,作为旋心的圆圈纹到半山时期逐渐增大,到马厂时期演变为四大圆圈纹,成为非常流行的主体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旋纹的演变,前期多见旋式四圆圈纹,后期则是折线与四圆圈纹组合或纯四大圆圈纹。马家窑文化前后三期彩陶的中心主题相同,但在构图上有明显的变化,变化的脉络是小圆圈旋纹一大圆圈旋纹一大圆圈纹,最终的构图形式是四大圆圈纹。这是甘青史前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叶片纹与圆圈纹组合一旋纹圆圈纹组合一折线大圆圈纹组合一四大圆圈纹,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彩陶纹饰主题元素,也是主要的演变脉络(图4)。过去许多研究者讨论过马家窑文化的来源,认为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由彩陶的比较看,其实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

 

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都有蟾蜍纹,也都有鱼纹,又一次证实了两个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联系之紧密。

   
中国史前有两个考古学文化中发现较多的鱼纹彩陶,一是半坡文化,一是庙底沟文化。半坡文化中的鱼纹彩陶非常典型,历来很受研究者关注。但对于庙底沟文化中的鱼纹彩陶,关注的人却很少。其实在庙底沟文化彩陶分类系统中,鱼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庙底沟文化的鱼纹有少量为写实图案,其次是抽象的几何化纹饰,更多的是完全几何化的纹饰。辨析这些几何化的与鱼纹相关的纹饰,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西阴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和带点圆圈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这些纹饰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揭示这个隐蔽的大鱼纹象征系统,为真正理解史前彩陶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也见到一些双瓣式花瓣纹彩陶,青海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都有发现。所见双花瓣构图与庙底沟文化相似,都是以弧边三角作为衬底,以地纹方式表现。不同的是,叶片都绘得比较宽大,而且叶片中一般都绘有中分线,中分线有时多达三四条(图5)。

 

 

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除了秦安大地湾,也见于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平行线,象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构图非常标准,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在花瓣单元彼此之间,还采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叶片纹为主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瓣纹是组合中的一个元素。

(责任编辑:孙丹)

 

甘青地区虽然很少典型多瓣式花瓣纹发现,但变体的纹饰还是有的。在民和胡李家,有类似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六瓣花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单元之间有垂直平行线作隔断,纹饰绘得非常工整。在民和阳洼坡,也有这样以单独形式出现的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花瓣中间有垂直平行线将六瓣花分隔为左右三瓣。这样的花瓣纹虽然有了很大变化,而且附加有其他一些纹饰作为组合元素,但在构图的风格还是体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图6)。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史前彩陶,从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这些彩陶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具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便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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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河上游地区向南观察,彩陶对南部长江流域影响也非常强烈。由西北到西南,横断山区北部及邻近地区都有一些彩陶发现,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在向西传播的同时,也向南部传播,影响进入长江上游地区。

 

依近年的发现研究,黄河彩陶文化明确传播到嘉陵江上游和邻近成都平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西北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由仰韶文化晚期(或称石岭下类型)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渊源于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是两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主体纹饰。黄河上游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都先后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密切了两河之间的文化联系。

 

近年的发现表明,黄河上游彩陶向长江流域的南传,是由甘肃南部经嘉陵江上游到达岷江上游地区,然后直抵拒长江干流不远的大渡河边,南传开始的时间很可能不晚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在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一带发现包含彩陶在内的庙底沟文化及后庙底沟文化遗存,如甘肃武都大李家坪就出土了一些这时期的彩陶,其中就有鱼纹[2]。当然由于陶片较为破碎,纹饰仅存鱼尾和鱼腮局部,发掘者也没有辨别出来(图7)。甘肃西南发现鱼纹彩陶的地点还有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3]。宁家庄见到的一件鱼纹彩陶,仅存鱼腮与身的接合部,复原的纹饰为无眼的典型鱼纹。黑土崖也有一件典型鱼纹残陶片,鱼身可能稍长一些。黑土崖的另一例鱼纹彩陶所绘为无头鱼纹,在本来为鱼头的位置绘着黑白对称的弯角弧形几何纹,复原的纹饰与秦安大地湾见到的同类鱼纹相同。又见高寺头也见到一件与黑土崖这件纹饰非常接近的彩陶片,也可能两者就是同一件,在有些论著里被混淆了。这几例无目与无头鱼纹,与秦安大地湾所见雷同(图8)。黑土崖还有一例彩陶片绘有简体鱼纹,纹饰仅存鱼纹尾身接合部(图8,下)。这几例鱼纹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在原报告中大多没有判明。

 

在这一带发现鱼纹彩陶的同时,还见到一些圆圈纹与叶片纹彩陶,也都是庙底沟或后庙底沟文化风格。如四川茂县波西遗址见到的一例圆圈纹彩陶片,我采用两种构图复原,一种为双点穿圆式,一种为纯圆圈式,都属于庙底沟文化风格(图9)[4]。此外在一些地点还出土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武都大李家坪就见到两例,纹饰绘在同类的深腹盆上,叶片较为肥硕,中间也都绘有中分线(图10)。甘肃武都往南,在四川茂县的营盘山也意外见到几例双瓣式花瓣纹[5],叶片中也绘有中分线,可知这样的花瓣纹与大地湾和大李家坪属于同一类,时代可能也相差不远。这里还发现一例作双层排列的双花瓣纹,为它处所不见(图11)。

(责任编辑:孙丹)

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南下进入横断山区,丹巴县罕额依和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发现的彩陶便是南传的重要证据。茂县营盘山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风格旋纹彩陶,构图介于双旋纹和叶片纹之间,绘制较为精细(图11,下)。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特别是向西南的传播,将黄河文化传统带到长江上游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庙底沟文化若干类彩陶纹饰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个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分布范围,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推力,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播散到了与它邻近的周围的考古学文化中,甚至传播到更远的考古学文化中。对于这样的推力,我认为可以用“浪潮”这样的词来描述,彩陶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前行,一浪一浪地推进,它将庙底沟文化的艺术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区域,也传播到了岷江上游地区。

这样看来,甘南至川西北茂汶一带的岷江上游地区,至晚在公元前4000年的年代已经纳入到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来自黄河文化的影响,相信对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某种推力,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上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说明。

注释:

[1]作者曾经到这一带作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有最直接的感受。

[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武都县武都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集。

[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4年;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五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报告》,《2000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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