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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麦坪遗址二○○九—二○一○年打井的首要性收获

   
邢窑是我国古代以烧制白瓷而著名的窑场,有“南青北白”的称谓。上世纪八十年代首先发现于河北省邢台市的临城县,继而在邢台市的内丘县发现,目前为止共在内丘、临城、邢台、高邑四县发现隋、唐、五代、宋金、元等时期窑场遗址三十多处。二十多年来,共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工作,每次都有新收获,各项研究也随着新发现的增多走向广泛和深入,邢窑的本来面目也逐渐清晰,其产品的多样化、白瓷的朴素典雅、透影瓷的精细美观以及“盈”、“官”、“翰林”等款瓷器的批量生产都成为邢窑瓷器的鲜明特色。发掘出的窑炉遗迹,成片出土,时代延续长,其产品陶、瓷共出,所有这些都给邢窑研究带来很大的想象空间。考古发现证明,内丘城关一带正是邢窑遗址的中心窑场,是邢窑研究的重点区域。


时间:2011-01-31 11:07:30 来源:不详

发布人:重庆考古网&nbsp&nbsp2011-09-29

★十年考古工作揭示黄泗浦遗址为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的重大发现

   
2012年5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中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主持在内丘县城西关村南部对邢窑进行第四次发掘。此次共完成10米×10米考古探方12个,发现遗迹有北朝至唐代窑炉11座,灰坑144座,灰沟6条,井35眼,墓葬22座,出土瓷器和窑具残片20万件、片以上,完整和可复原器物约超过2千件,器种类有砖、瓦、陶、素烧、三彩、瓷、铜、铁、骨以及窑具等。

麦坪遗址位于四川省汉源县大树镇麦坪村,地处大渡河中游南岸的二级、三级阶地上,海拔820~860米,遗址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为配合瀑布沟水库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06至2010年对其进行了连续性大面积的发掘。其中于2009年9月至2010年4月对该遗址的发掘面积达8500平方米,发掘取得了多项重要的考古发现。

蒋家坝遗址位于武隆县江口镇银厂村一社,乌江银盘水电站坝址上游约6千米。遗址地处乌江左岸一级台地之上,西距乌江80米,南至小麻园,北隔大堰沟与水厂坝遗址相望。遗址分布在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00米的范围内,现存面积约20000平方米。蒋家坝遗址为银盘水电站库区内的重要文物点,2010年5月初,受重庆市文物局的委托,我单位对该遗址展开正式发掘。野外工作于7月中旬结束,历时75天,包含重点勘探6000平方米、考古发掘1000平方米。

★河道解剖显示黄泗浦河为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入江的主干水道之一

 

此次发掘区主要处于整个遗址的中部及东部区域,布方地点分布于大渡河的二、三级阶地上。遗址的地层堆积受近代改土破坏严重,但新石器时期遗存保存较好,整个遗址的地层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分布。此次发掘共揭露了新石器~商周时期的房址150余座、灰坑500多个、墓葬140多座、窑址近10座等大量遗迹现象,出土了大量石、陶、铜、玉、骨器等丰富的遗物资料。

考古发掘严格按照田野考古规程进行,由晚及早逐层揭露出明清、唐宋、秦汉、商周以及新石器等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获取了一批各时期的文化遗物。秦汉及先秦遗存为该遗址的主体遗存,其中新石器遗存仅在发掘区中部较小区域内分布,出土遗物以夹粗砂的黑皮陶为主,表面施粗绳纹、火候较低,可辨器型以罐为主。商周遗存分布于发掘区南部,包含房址4座、灰坑11座,以1号房址最具特点,现存柱洞15个,呈两组四列状分布,应为干栏式建筑遗迹;所见遗物较为丰富,以夹细砂灰陶、褐陶为大宗,可辨器型有盆、罐等,另有少量青铜饰件、石器、动物骨骼等。秦汉遗存在发掘区有广泛的分布,遗迹现象有灰沟、灰坑等,出土遗物丰富,有盏、罐、盆、甑等陶器,以及半两、五铢、墓砖等。在传统的发掘工作基础之上,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土样、碳14、动物骨骼等标本的采集,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资料。

★出土较多与佛教相关遗迹遗物证明黄泗浦遗址有唐宋时期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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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共发现有房址、灰坑、墓地等,出土有石器、陶器、玉器和铜器等质地的器物。从出土器物来看,商周遗存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因素。一是主要见于灰坑、地层、灰沟等单位内的典型蜀文化因素。典型器物有小平底罐、尖底杯、高柄豆等。该类器物与成都平原地区的十二桥遗址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例如发掘B区第5层下的灰坑H216出土的尖底罐、豆、小平底罐等,该灰坑直径4.13×3.67米,共计出土陶器30多件。

蒋家坝遗址是乌江沿岸的重要文物点,本次发掘所获成果颇丰,对认识区域内古代文化尤其是先秦时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众多唐代遗迹为实证鉴真第六次从黄泗浦成功东渡提供重要依据

 

二是以商周墓葬内出土器物为代表的本地文化因素。典型器物为尖底罐、侈口大罐、器座、铜镯、铜环等。

1.乌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遗存较少,目前仅有武隆盐店嘴、彭水漆树湾、酉阳清源及邹家坝等四处遗址,蒋家坝遗址内的新石器遗存虽然有限,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乌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内涵以及特征的认识,为渝东南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提供新的考古学依据。

黄泗浦遗址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交界处,现北距长江约14公里。遗址于2008年11月发现,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自2008年12月至2018年12月,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先后对遗址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通过发掘,在遗址西区主要清理了南朝至唐宋时期的道路、灰坑、水井、水沟等遗迹,在遗址东区主要发现了唐代和宋代的河道、栈桥、房址、水井、仓廒类等诸多遗迹,证实了黄泗浦遗址是长江下游一处非常重要的港口集镇遗址。

G4唐三彩

商周墓地主要位于遗址的中部偏东区域,共揭露墓葬80余座。墓葬排列有序,墓向多在北偏西约20°,墓葬与墓葬之间东西向相距3—5米,南北向间距约3米左右,平面成交错“品”字形分布。墓葬平面形制为长方形土坑墓,长约3.6—4.5米、宽约0.8—1.5米。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墓葬随葬品除豆形器、铜剑与同时期蜀文化遗址内出的同类器型有部分相似外,其余大部分随葬器都不见于目前的考古发现,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本土文化风格。

2.遗址内发现的商周遗存是本次发掘的另一重要收获,尤其是揭露出的4座房址在乌江下游地区并不多见。虽受到后期堆积的一定破坏,然而4座房址排列紧密,分布集中,并且周边同时期的遗迹众多,说明该遗址在商周时期应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址。该遗址与酉阳清源与邹家坝、彭水徐家坝、武隆黄草与盐店嘴等诸遗址共同组成了乌江下游两岸的商周聚落群,对这一区域内的聚落考古研究极具价值。

黄泗浦遗址东部发掘区

 

墓葬的随葬器物放置具有相同的定式:头部置一侈口大罐,罐口置器盖;左右两侧各立一个尖底瓶、右后侧立置一豆形器;左后侧罐底放置兽骨,部分还放置有一个器座;脚部平行放置三个尖底罐,罐底放置以三为单位的若干陶器座。随葬品的文化面貌较为统一,各墓葬随葬品组合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体的腰部,腰部随葬品共可分为五种形式:1、左侧置铜佩剑和箭镞,鼻部饰环、双耳戴环、手部佩铜镯;2、左侧置铜佩剑和箭镞;3、左侧仅见箭镞;4、仅在右下肢膝盖外侧置陶纺轮;5、腰部无任何随葬品。

主要收获

   
出土的11座窑炉成四组分布在发掘区内,一组为Y1—Y5,在发掘区约中部,除Y4外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坑,四座窑围绕在东西长、南北窄的工作坑周边,坑底距现地面深3.50米,北壁有上下的台阶。窑体积大小不一,其中Y2完整不缺,窑门做工不精,两边各残留有砖墙,形成窄狭的门前过道;一组为Y6—Y8,位于发掘区中部偏北,共用一窑前工作坑,坑底距现地表深2.95米,东部有上下的台阶。窑门做工较规整,两边残存有下部用砖、上部用坯砌筑的狭窄过道;一组为Y10、Y11,在发掘区东北部,两窑南北相对,深度不一,Y11在北,其南面为窑前工作坑,坑大致圆形,坑底距现地表约深3.75米,南部有台阶上下。Y10在南,窑门西边有上下的台阶,北面为窑前工作坑,坑底高出Y11,Y11通过台阶与Y10工作坑相连通;另一个窑Y9在发掘区东南,整体靠上,是被破坏最严重的一座。从打破关系和出土遗物看,Y9废弃年代为唐,其余为隋代。

同时随葬品因墓葬年代的差异,同类器物形制多可发现有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批商周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极具特色,随葬品组合不见于目前考古发现,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对建立大渡河中游商周时期考古学序列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也为研究民族走廊内民族的迁徙、融合,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1.唐代河道
唐代河道于2009年的考古工作中即已清楚揭示,位于方桥西侧(方桥为清代乾隆年间重建于黄泗浦河上的石桥),在09T1内的河道河口宽约20米,深约2.2米。现存唐代河道东侧与现黄泗浦河交接,向西行100多米后拐弯往北,逐渐进入古长江口。本年度对ⅠT6209和ⅠT6210等探方内的唐代河道堆积进行清理,出土了较多的唐代时期的瓷器标本。

   
灰坑144座,有圆形、长方形、方形、不规则形几种,壁、底多不规则。大小不一,大坑长度超过8米,小的1米左右。深浅不一,深的距现地表超过3米,浅的不足1米。坑分布密集,同时期坑间打破关系不多,不同时期坑之间叠压、打破关系较多而复杂,早期相邻两坑之间多留有厚不足0.10米隔墙的现象。从出土遗物看这些灰坑废弃年代在北朝晚期到唐代。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并出土了大量的遗物。遗迹主要有房址、土坑墓、石棺葬、窑址、灰坑、灰沟等。

唐代河道

   
灰沟6条,其中东西向2条,南北向4条,其特点之一是长,有5条沟穿越发掘区,二是不甚规矩,三是废弃年代不一,其中G6为隋代,G2、G4、G5为唐代,G1、G3为明清时期。因为沟纵横在发掘区内,与不同时期的窑、坑、井、墓都发生了叠压、打破关系。

新石器晚期的房址依建筑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四大类,分别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干栏式建

唐代河道出土石雕佛像背光

   
井35座,皆圆形,遍布发掘区,北半部较集中。有较多在历史上因为塌方形成井口扩大,使得井内堆积较多生土的现象。井深距现地表有的不足5米,有的超过6.30米。从井内回填遗物看,井的废弃年代从北朝一直到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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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代大型院落遗存
截至目前,在遗址东区揭露出大型长排房基址、方形房址、长方形房址、灶址(Z7、Z8、Z9、Z10)、水井(J9、J14、J19)、仓廒等唐代时期的大型院落遗存,其中以方形房址、长排房址和长方形房址等具有中轴线布局结构,而中轴线布局常见于寺院类建筑。此前,在唐代河道中出土有石佛雕像。另外,在一些宋代水井中,及本次方桥以北河道底部,尤其是方桥以东的明代桥墩内,出土了较多宋代的长方形文字砖,其上铭文多为
“祝延皇帝萬歳保國安,釋迦如來舍利寶塔,民捨錢施主悉當成佛”。本次还在河道底部出土有一件北宋时期的石天王雕像头部。查文献资料,在《重修琴川志》中记载:“净居院,在县西北八十七里庆安镇,梁大同二年建为尊胜,宋大中祥符元年赐今额。”而现黄泗浦河的西侧即为庆安村。这些出土遗迹遗物及文献记载说明,遗址上应有唐宋时期的寺院,该寺院在宋代可能还建有宝塔。因此,从唐代院落遗存的布局结构,结合出土的与佛教相关的遗物和文献记载分析,这座大型院落遗存应为寺院建筑。

   
墓葬22座,洞室墓为主,另有少量瓦棺和土坑墓。洞室墓是这一带土葬墓的特色,竖穴墓道多南或东南向,墓道底面稍呈斜坡形。洞室面积不大,形状也不甚固定。洞室内多放一棺,个别为双棺或双骨架,迁葬常见。皆平民小墓,随葬品很少,偶见小件瓷器、铜钗、铜钱等。从打破关系和随葬品看,这批墓葬年代有北朝、唐、金、明清几个时期。

唐代大型院落

   
此次发掘出土遗物丰富,以窑前工作坑和灰坑、灰沟为主。北齐至隋初遗物以碗为大宗,另有钵、高足盘、瓶、罐、盆等,釉色以青和青中泛黄的为主,青中泛白的不多。窑具有大量的三角支钉、喇叭形窑柱和少量的筒形窑柱等,同时伴出有较多的砖、瓦、瓦当、陶盆、陶罐残片等,还发现了少量绿、黄褐釉瓷胎陶片;隋晚期瓷器明显的变化是青瓷、黄瓷、白瓷显著区分,黑瓷出现,化妆土普遍使用,器类较以前丰富,器形也有明显变化,如碗类器物变得高敞、挺拔等,同时伴出有更多的砖、陶瓦、瓦当、瓦当模子以及陶盆、陶罐等,还发现了三彩残片。唐代遗物种类更丰富,白瓷和细白瓷明显增多,出现较多的大型化器物,三彩片发现较多。器形有碗、钵、盘、杯、罐、瓶、盆、壶、炉、俑、瓷塑、模子等以及各式匣钵、窑柱、支钉等窑具,另外也伴出有一些砖瓦残片和较多的陶盆、罐、瓮、缸、瓦当以及灰陶盘、炉、砚台、磨光黑陶盘等。

3.宋代河道
2017年和2018年,分别在方桥以南和以北对现黄泗浦河进行发掘。在方桥以南ⅠT6401等探方揭露面积约1600平方米,河道河口宽约51米,河底最深处距河口约4.5米、距地表约6.2米。在河道底部揭示出厚达1米可细分三层的使用时期文化堆积。该堆积包含大量的砖瓦、瓷片、铁钉、蚬壳、动植物骨骼等遗存。通过对该堆积的小探沟清理可知,该层堆积下即为生黄土而不见青淤泥层,由此可知古河道应为人工开挖。通过全面收集土样漂洗,从漂洗出的瓷片和铜钱看,河道的开挖年代不晚于北宋,一直持续沿用到南宋,未见晚于南宋的瓷片和铜钱。

 

宋代河道中的栈桥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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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河道底部出土的石天王雕像

 

方桥以北T22及后期扩方等揭露面积约900平方米,揭露的河道形制与南面的河道基本一样,河口宽度和河道深度基本一致,并且同样在河底堆满了砖瓦瓷片堆积。所见不同的是,在河道底部遗留有相当多的可以修复的瓷器和陶器,以及一些完整的石构件,在河底表层还清理出三个人头骨。此外,在T22的区域内还发现有较多的木桩,呈东西向密集的分布在河底。由于此处的木桩比较密集且纵跨河底,可能与水关或水闸有关。

北朝弧边三角形瓦当

黄泗浦河在文献中多次记载。如《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下》载:“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兴工,前后修过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黄泗浦,长七十里有畸,面阔八丈,底阔四丈八赤,深七赤。”《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南直六》记载:“宋政和中,浚福山、庆安二浦,置闸。”“宋时为滨江大浦,绍兴末,屡议修浚。”

   
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首先是发现的窑炉年代早,是邢窑已发现窑炉中最早的几组,为研究邢窑早期窑炉和产品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资料;完整度高,虽被隋、唐时期的灰沟、灰坑等遗迹破坏了窑体部分,但窑门、火膛、窑床大部尚存,窑顶、窑壁、烟囱等也存在较多,实属难得;布局模式罕见,多窑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坑,是研究早期邢窑窑炉开凿、布局和烧瓷行为的重要资料。

经过勘探,方桥以北T22等探方内的古河道向北逐渐变宽达到90多米,其后向东拐弯后再向北进入古长江口。黄泗浦无疑是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入江的主干水道之一。

   
其次是早期灰坑群和遗物的发掘,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发现堆积有北朝时期遗物的灰坑约超过20个,遗物丰富,时代单纯,是邢窑历次发掘中首次批量出土的早期遗迹、遗物,也是该区域制瓷窑炉可上推至北朝时期的重要证据。

4.宋代栈桥遗迹
在方桥以南的黄泗浦河道即ⅠT6402、ⅠT6502、ⅠT6602等探方内揭露有栈桥遗迹。该遗迹位于河道西部,靠西岸较为陡直,沿坡岸有三道约5米多长的凹槽,近河底的长凹槽内横置有一根长约5米的圆木,圆木上方分布有4个榫眼,两端的榫眼为通榫,中间的为半榫。沿该横木向东2.9米和6.6米,同样分别横置有两根长1.5米的细圆木和一根长约5.5米的圆木,后者凿有6个榫眼。再往东,沿横木方位的两侧,分布有较多的木钉。这些长凹槽、横木、木钉整体构成为伸向河道中间的栈桥类遗迹。从两根长横木两端的榫眼推测,栈桥的桥面宽约为4.5米,如此规模的栈桥,说明停靠该处的船只应该比较大,同样说明其时的港口码头相当繁华。

 

宋代河道河底及西岸清理情况(T22及扩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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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河道底部的石构件

 

宋代河道中的栈桥遗迹

早期坑及相邻隔墙

明代桥墩内填的大量宋代铭文砖

 

铭文砖

   
隋三彩的发现也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首次邢窑发现,瓷胎,胎色浅粉或白,火候较低,断面上有较多的红褐色颗粒、石英颗粒和白色熔块。单色釉外壁绿色,内壁浅黄,两色釉为黄、绿,釉下施有一层白色化妆土。没有发现成形器,大致为碗、钵类。

意 义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是“高”、“上”、“大”三种刻款器物残片的发现,字款皆刻划在器物底足外壁,字体大小不一,不够规整,也没有一定格式。但为邢窑刻款瓷器增添新内容的同时,对已知“盈”、“官”、“翰林”、“昌”等字义的解释和器物用途等问题应有所帮助。

黄泗浦遗址经过十多年的考古工作,遗址的文化面貌越来越清晰。其中对唐代和宋代河道的揭示,河道内大量的砖瓦瓷片堆积以及栈桥遗迹,都说明了黄泗浦作为港口曾有的繁华及在江南地区重要的历史地位,是目前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中非常重要的发现。

 

遗址东部揭示的唐代大型院落具有寺院类建筑的中轴线结构布局。在唐代和宋代河道内出土的石雕佛像,以及宋代河道内和明代桥墩内出土的大量的宋代风格的文字砖,均显示了唐宋时期寺院的存在,这与文献中的记载极其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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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泗浦”三字,最早见于日本真人元开撰写于公元779年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其中比较明确地记载了鉴真和尚第六次从“黄泗浦”东渡日本的过程:“天宝十二载十月十九日戌时,从龙兴寺出,至江头乘船……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有一雉飞第一舟前,仍下矴留。十六日发。”这段文字不仅表明鉴真在黄泗浦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并且最终从黄泗浦出海,也佐证了黄泗浦在唐代即为出海港口。黄泗浦遗址诸多唐代时期遗迹的揭露和大量遗物的出土,为实证鉴真从黄泗浦东渡启航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考古学资料。

 

(南京博物院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张家港博物馆 执笔 周润垦)

隋刮条纹碗

作者简介

   
比较重要的发现还有在隋代废弃灰坑中有较多的铁渣堆积,证明内丘城隋代冶铁业存在的史实;唐代一灰坑中堆积有较多的素烧残片,为寻找三彩窑炉等提供了区域和思路;唐代废弃水井中多层密檐石塔明器的出土,对邢窑瓷器的时代判定也是很有帮助的资料。

姓名:周润垦 工作单位:

  与该发掘区域一路之隔的是中兴北大街东临的内丘县步行街,2003年曾进行过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过陶瓷窑炉和比较丰富的瓷片堆积层,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官”、“盈”字款器物残片,证明步行街一带是邢窑的中心窑场之一。此处与步行街虽相距很近,但在古代却应该是被城墙和护城河隔开的两个空间。《内丘县志》载,中兴北大街正是内丘古城南北城墙和护城河的所在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由他处迁今内丘城关西部一带建新城,中兴大街左右正是内丘新城的东城墙和护城河之处。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城西的李阳河侵城西北隅,故以城之东垣做西垣,东迁一城之地,所以中兴大街左右又成了内丘城的西城墙和护城河之所在。也就是说,公元835年之前,今发掘区一带位于城内,步行街一带是城外,公元835年后,发掘区一带成为城外之地,步行街一带成了城内。考古发掘对于了解不同时期城墙和护城河内外窑炉的年代、布局、产品、管理等提供了实物资料。(《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1日8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邢窑考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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