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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考古获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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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配合国家文物局对辽祖陵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10年7~10月,
对辽代祖陵陵园黑龙门址和四号建筑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重要的收获。

本报讯,记者从文物部门获悉,为了配合城市基础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汉长安城遗址建章宫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基本廓清了长乐宫西北区域汉代建筑遗址的布局和规模,初步确认建章宫区域为长乐宫的中心宫殿区。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浚县文物旅游局    发掘领队:刘海旺

 

黑龙门址

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东柏梁村东南约250米处,遗址地处建章宫内太液池西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420平方米。遗址由南向北由三部分组成,即南部庭院、主体建筑与北部庭院。南部庭院南北发掘长32.8米,东西宽24.75米。地面平坦,现仅于东北部残存少量方砖,其他地方局部残存铺砖泥痕迹,推测原来地面应有铺砖。庭院的北部为一东西向廊道,东西现存10.98米,南北宽1.94米。廊道地面铺砖。主体建筑位于发掘区的中部,清理部分东西26.72米,南北73.06米。南部建筑由六部分组成,其中有5处房址遗迹,一处道路遗迹。出土遗物多为汉代的砖、瓦及瓦当残块,并有大量的五铢钱范残块。

   
   
黎阳仓是隋代著名粮仓之一,它的设置和使用对隋王朝的国运影响巨大。据《隋书?食货志》等史书记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这是黎阳仓建置之始。随后,由于南北运河的开通,黎阳仓成了隋炀帝经略东北边境的物资供给后方基地,但也成了瓦岗起义军从失败走向强盛的转折之地。北宋晚期画家、诗人张舜民在其《画墁录》中记有:“予尝登大伾,仓窖犹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上。”这说明至北宋末年黎阳仓遗迹犹存,后逐渐堙没而失去所在确切位置。建国后虽经过多次文物调查,但始终没有确定黎阳仓遗址的确切位置。
  

黎阳仓遗址全景俯瞰
 

祖陵是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西北的山谷中。陵园四面环山,仅在临近祖州城的东南方向,有一个狭窄的通道,筑有一个陵门,我们称为一号门址。《辽史·地理志》载“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门曰黑龙。”由此可知,一号门址即《辽史》所载之“黑龙门”。

   
为配合中国大运河(隋唐永济渠)“申遗”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科学指导和河南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2011年10月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浚县文物旅游局合作,对文献记载中黎阳仓遗址可能的位置地点——浚县城关镇东关村前街东关囤上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确定该遗址就是黎阳仓遗址,位于大伾山北麓,东距215省道约600米。因地处今浚县县城城区内,部分遗址已被东关村居民住宅所占压(图2)。在大伾山北麓可勘探的区域内进行的勘探中,发现与黎阳仓有关的主要遗迹有:仓城城墙、护城壕沟、夯土基址、仓窖遗迹、大型建筑基址、道路、墓葬、沟渠和灰坑等。

 

“黑龙门”两侧山势陡峭,形如阙楼。“黑龙门”由门道、墩台、陵墙、慢道、涵道等和高大的城楼建筑组成,保存较为完整。城门两侧连有夯土陵墙,东陵墙内侧有慢道;门道、墩台和陵墙上面均有高大的城楼建筑。“黑龙门”整体略呈“凹”字形,城门部分窄于两侧陵墙。

   
   
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2011年12月,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为2800多平方米。清理涉及黎阳仓仓城城墙与护城壕,3座隋唐时期仓窖遗存,隋唐时期专用漕渠(南端),以及不同时期墓葬11座,灰坑100余个,路1条,灶15
个,同时还清理出北宋时期大型建筑基址2处等。

   
黎阳仓是隋代著名粮仓之一。据《隋书·食货志》等史书记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这是黎阳仓建置之始。随后,由于南北运河的开通,黎阳仓成了隋炀帝经略东北边境的物资供给后方基地,但也成了瓦岗起义军从失败走向强盛的转折之地。北宋晚期画家、诗人张舜民在其《画墁录》中记有:“予尝登大伾,仓窖犹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上。”这说明至北宋末年黎阳仓遗迹犹存,后逐渐湮没而失去所在确切位置。新中国成立后虽经过多次文物调查,但始终没有确定黎阳仓遗址的确切位置。

“黑龙门”应为一门三道建筑,现存东、中两个门道,保存较好。二门道均采用梁架木结构,进深约18.6米,东西两侧下铺有石地栿,其上置木地栿,木地栿上有卯口,上插13或14根排叉柱。这种门道基础结构为中原汉唐宋诸朝考古所未见,独具特色。门道中部有保存完好的将军石和门砧石,原来应设双扇版门。门道内中部略高,两端略低。门道内地面残存烧毁的木质建筑构件和铁门钉、铁铺首衔环等。东门道东西宽4.68米,地面主体铺平砖,门砧石南侧残存三排细石板,北部东侧地面发现车辙遗迹。门道南口外有五边形坡状慢道,别具特色。
慢道铺砖均“露龈”,中间矩形铺立砖为主,护坡均铺平砖。中门道大体居于整个陵门豁口的中央,中部东西宽为5米。地面均铺长方形沟纹砖,沟纹朝上。南口慢道形制同东门道。西门道已被现代冲沟所破坏殆尽,下面原有一个排水涵洞,涵道尚存。

 

   
为配合中国大运河(隋唐永济渠)“申遗”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科学指导和河南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2011年10月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浚县文物旅游局合作,对文献记载中黎阳仓遗址可能的位置地点——浚县城关镇东关村前街东关囤上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确定该遗址就是黎阳仓遗址,位于大伾山北麓,东距215省道约600米。因地处今浚县县城城区内,部分遗址已被东关村居民住宅所占压。在大伾山北麓可勘探的区域内进行的勘探中,发现与黎阳仓有关的主要遗迹有:仓城城墙、护城壕沟、夯土基址、仓窖遗迹、大型建筑基址、道路、墓葬、沟渠和灰坑等。

“黑龙门”发现两个墩台。墩台主体为夯土,南北外侧下部为包石,上部为包砖。东墩台保存较好,南北长18.3米,东西宽13.1米,南侧通高达7.58米,顶面距两侧门道中部地面高5.7米。西墩台破坏严重,残高4.26米。城门两侧均筑有高大的陵墙,内为夯土和石块,南北两侧均有包石。西墙顶已破坏,基础宽约24米;东墙北侧与自然山体相连。东陵墙北侧有慢道通往陵墙上。东陵墙上残存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建筑,开间宽度不一。东侧墩台和东侧陵墙的顶部,都发现有覆盆式石柱础和砖瓦残块,表明当时上面都应有高大的木构城楼建筑。从原地面上残木构件和大量灰烬推定,祖陵陵门上的木构建筑毁于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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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2011年12月,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2800多平方米。清理涉及黎阳仓仓城城墙与护城壕,3座隋唐时期仓窖遗存,隋唐时期专用漕渠(南端),以及不同时期墓葬11座,灰坑100余个,路1条,灶15
个,同时还清理出北宋时期大型建筑基址2处等。

四号建筑基址

 

   
黎阳仓城依山而建,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260米,南北残长300米,周长约1100米。仓城城墙为夯土筑成,夯层厚0.10~0.15米,最厚为0.20米左右,夯窝直径0.05米左右。由于黎阳仓所在位置的坡状特点,城墙以对原地面略加平整就地夯筑而成。保存较好的仓城西北角北墙残宽6.2米,残高1.5米。经过发掘的仓城东城墙呈东北、西南走向,通过探沟解剖得知,墙体距现地表深2.9~3.15米,残宽5.5米。护城壕位于东墙东侧3.5米左右,宽3.9米。壕沟底中部发现与沟同向的两排密集柱洞,柱洞的直径在0.12~0.18米之间,是否为木桥遗迹,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确定。在东墙外侧约10米处还有另外一道壕沟。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城墙与护城壕之间的宋金时期地层下清理出一座五代墓葬和一座北宋时期墓葬,表明这里的城墙和护城壕早在五代就已废弃。

四号建筑基址位于一号陪葬墓的东南位,应是其“献殿”性质的建筑基址。基址台基平面呈近方形,南北面阔23米,东西进深24.7米。东、南、北面均有包砖。建筑坐西朝东,为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地面铺方砖,四周共有20个覆盆式柱础石。

黎阳仓遗址全景俯瞰

   
在仓城北中部发现一处漕运沟渠遗迹,南北向,口宽约8米,与仓窖的地层年代一致,渠的南端发现有砖砌残墙遗存。在沟渠西北侧,勘探出一东西长40米、南北宽25米夯土台基。从仓城的总体布局推断,仓城的西北部应为粮仓漕运和管理机构所在位置。

建筑址正中有一个长方形内室,门道朝东,其东西进深7.1米,南北面阔6.6米。地面不水平,西北略低,铺砌有席纹的方砖。四面有砖墙,墙内外均刷有白灰面。墙内有柱洞,底置础石。内室后面还有一个四面有墙闭合的小室;建筑址南北两侧西数第三个覆盆式柱础与内室南北墙间,各有一道南北向隔墙,又形成2个独立单元。余下空间呈倒“凹”字形,属于建筑的前堂部分。四号建筑基址内部房屋布局结构独特,特点鲜明。建筑址周边为台明部分。基址东面中间略偏南处修筑长慢道。慢道东西长8.8米,宽1.34米,残存3级台阶。慢道最东端为砖砌六边形基座,内填黄褐色土。慢道西部砌有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台面。其中南侧台面的边缘发现一个小坑,出土了一组保存完好的器物,是较为重要的发现。

 
   
黎阳仓城依山而建,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260米,南北残长300米,周长约1100米。仓城城墙为夯土筑成,夯层厚0.10~0.15米,最厚为0.20米左右,夯窝直径0.05米左右。由于黎阳仓所在位置的坡状特点,城墙以对原地面略加平整就地夯筑而成。保存较好的仓城西北角北墙残宽6.2米,残高1.5米。经过发掘的仓城东城墙呈东北、西南走向,通过探沟解剖得知,墙体距现地表深2.9~3.15米,残宽5.5米。护城壕位于东墙东侧3.5米左右,宽3.9米。壕沟底中部发现与沟同向的两排密集柱洞,柱洞的直径在0.12~0.18米之间,是否为木桥遗迹,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确定。在东墙外侧约10米处还有另外一道壕沟。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城墙与护城壕之间的宋金时期地层下清理出一座五代墓葬和一座北宋时期墓葬,表明这里的城墙和护城壕早在五代就已废弃。

 

考古发掘的突破性收获:

  
   
在仓城北中部发现一处漕运沟渠遗迹,南北向,口宽约8米,与仓窖的地层年代一致,渠的南端发现有砖砌残墙遗存。在沟渠西北侧,勘探出一东西长40米,南北宽25米夯土台基。从仓城的总体布局推断,仓城的西北部应为粮仓漕运和管理机构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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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是第一次对辽代帝陵陵门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目前辽代都城和帝陵的门址都没有经过科学发掘。黑龙门的发掘,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第二,辽祖陵黑龙门址主体保存之完好,为国内所罕见。中原地区都城城门和帝王陵陵门多只保存建筑基础,而黑龙门址两个门道内的将军石和门砧石均在中间原位,石、木地栿和排叉柱也都可窥原貌;东墩台和东陵墙现存7米多高,上存覆盆式石柱础和原始台面,为研究和复原陵门上面高大的城楼建筑等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第三,黑龙门的门道基础建筑做法独具特色,即规整的石地栿上面置木地栿,木地栿上开卯口,上插排叉柱。这与汉唐宋诸朝的门址模式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开启了有辽一代特有的建筑规制。这不仅增加了中国古代陵门建筑的新实例,而且也为古代门制研究和古建筑复原研究等提供了珍贵资料。第四,黑龙门门道南端的五面坡慢道,独树一帜。这与《营造法式》所载“五瓣蝉翅慢道”相仿,是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第五,四号建筑基址保存较为完好,建筑布局独特,为研究辽代献殿类建筑基址提供了难得的实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基址东侧K1内出土的一组颇富特色的器物组合等,旁证了建筑基址的性质。可以说,本次考古发掘的成果,是辽代考古十分重要的发现之一。

  
   
目前已探明储粮仓窖84个,口大底小,皆为圆形;口径大小不一,小的8米左右,大的14米左右,大多在10米左右;窖底距现地表最浅3.8米左右,最深约7米。总体上看仓窖排列基本整齐有序,仓窖南北向大致有七排,东西向排列,除东北部外,每排10个左右,排与排间距10米左右;窖与窖间距最近3.5米,最远的10米;第六排与第七排比较特殊,间距最窄处8米,最宽处23.5米,在最宽处一段无规律的分布着大小不等仓窖7个。这些仓窖窖底多数距地表深6米左右,个别的在7米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董新林 塔拉 肖淮雁 康立君)

  
   
已发掘清理的3座隋代仓窖(编号为C6、C16、C18),直径均约8米。C6窖口直径约12米,窖口至窖底现深3.2米;窖口周围清理出12圆形或长方形柱础遗迹。C16窖口至窖底现深约4米,在已解剖的东半部窖口半周发现均匀分布4个近圆形柱础,直径0.26—0.52米。C18窖口至窖底深约2米,在已解剖的南半部窖口半周发现有5个方形柱础,大的长0.60,宽0.35米;小的长0.35,宽0.30米,窖底中心有中心柱础遗迹。窖内填土以自然淤积为主,表明这些仓窖废弃后经历了一段自然的淤填过程。依据仓窖内出土的遗物,结合叠压在仓窖遗存之上的北宋时期地面建筑遗存分析,黎阳仓的废弃时间大约应在唐代中期以前。这与文献记载和传说中的隋代黎阳仓所处年代相吻合,与洛阳含嘉仓、洛口仓废弃年代亦大体一致。

正在发掘中的漕运沟渠遗存

 

   
目前已探明储粮仓窖84个,口大底小,皆为圆形;口径大小不一,小的8米左右,大的14米左右,大多在10米左右;窖底距现地表最浅3.8米左右,最深约7米。总体上看仓窖排列基本整齐有序,仓窖南北向大致有七排,东西向排列,除东北部外,每排10个左右,排与排间距10米左右;窖与窖间距最近的3.5米,最远的10米;第六排与第七排比较特殊,间距最窄处8米,最宽处23.5米,在最宽处一段无规律的分布着大小不等仓窖7个。这些仓窖窖底多数距地表深6米左右,个别的在7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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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掘清理的3座隋代仓窖(编号为C6、C16、C18),直径均约8米。C6窖口直径约12米,窖口至窖底现深3.2米;窖口周围清理出12个圆形或长方形柱础遗迹。C16窖口至窖底现深约4米,在已解剖的东半部窖口半周发现均匀分布4个近圆形柱础,直径0.26~0.52米。C18窖口至窖底深约2米,在已解剖的南半部窖口半周发现有5个方形柱础,大的长0.60,宽0.35米;小的长0.35,宽0.30米,窖底中心有中心柱础遗迹。窖内填土以自然淤积为主,表明这些仓窖废弃后经历了一段自然的淤填过程。依据仓窖内出土的遗物,结合叠压在仓窖遗存之上的北宋时期地面建筑遗存分析,黎阳仓的废弃时间大约应在唐代中期以前。这与文献记载和传说中的隋代黎阳仓所处年代相吻合,与洛阳含嘉仓、洛口仓废弃年代亦大体一致。

 

 

C16号仓窖西壁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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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遗址中部区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叠压在废弃的隋唐时期仓窖遗存之上的是一处具有大面积夯土基础的建筑遗存,目前已清理出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编号为1号建筑基址和2号建筑基址)。
  

 

   
1号建筑基址位于仓城中部偏西,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基址呈东北至西南向,南北长50余米,东西进深约12米;共清理出柱础38个,分圆形和近圆形,直径大小在1.30米左右,深0.38~0.50米不等;柱础间距2.9~3.20米左右。

H71出土的方石臼

  
   
2号建筑基址位于仓城中部,揭露面积600余平方米。基址亦呈东北至西南向,已清理南北长度约28米,宽约25米;共清理出柱础19个,柱洞10余个;柱础分圆形或近圆形和长方形,圆形或近圆形的柱础直径0.9~1.3米;长方形柱础大的长2.3米,宽2米;小的长1.6米,宽1米;深约0.38~0.49米不等;柱础的形状的不同,与建筑结构需要有关,个别位置两种柱础交叉使用。2号建筑基址柱础间距东西较宽,3.0~5.0米左右;南北较窄,约在3.0米。

   
在遗址中部区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叠压在废弃的隋唐时期仓窖遗存之上的是一处具有大面积夯土基础的建筑遗存,目前已清理出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编号为1号建筑基址和2号建筑基址)。

   
在1号和2号建筑基址之上,清理出大量的砖、瓦和吻兽等建筑材料遗物,其中带“官”字印戳的板瓦块多达近百件,说明了建筑的官方性质。

   
1号建筑基址位于仓城中部偏西,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基址呈东北至西南向,南北长50余米,东西进深约12米;共清理出柱础38个,分圆形和近圆形,直径大小在1.30米左右,深0.38~0.50米不等;柱础间距2.9~3.20米左右。

   
   
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分析,出土的近百件带“官”字款建筑材料板瓦都具备北宋时期的特点。因此,推断地面建筑的年代应属于北宋时期,为当时黎阳仓库房建筑。

   
2号建筑基址位于仓城中部,揭露面积600余平方米。基址亦呈东北至西南向,已清理南北长度约28米,宽约25米;共清理出柱础19个,柱洞10余个;柱础分圆形或近圆形和长方形,圆形或近圆形的柱础直径0.9~1.3米;长方形柱础大的长2.3米,宽2米;小的长1.6米,宽1米;深约0.38~0.49米不等;柱础的形状的不同,与建筑结构需要有关,个别位置两种柱础交叉使用。2号建筑基址柱础间距东西较宽,3.0~5.0米左右;南北较窄,约在3.0米。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初步分析,判断黎阳仓遗址先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地下储粮时期,仓城及仓窖建于隋初,废弃的时间大约在唐代中期以前,可能会早到唐初。第二阶段为地上仓储时期,北宋时期的仓库可能始建于北宋早中期,废弃时间大约在北宋晚期,当时是否也建有仓城,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证明。这两个时期黎阳仓的建置与存在原因,应当均与南北大运河永济渠(北宋又称“御河”)有重要关联。
  

   
在1号和2号建筑基址之上,清理出大量的砖、瓦和吻兽等建筑材料遗物,其中带“官”字印戳的板瓦块多达近百件,说明了建筑的官方性质。

   
另外,在对黎阳仓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我们对与黎阳仓关系密切的黎阳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在距黎阳仓遗址东约600米处,首次确定了黎阳故城的范围和位置,明确了黎阳仓与黎阳城的相对位置关系。现已查明与黎阳城有关的遗迹有城墙、护城河、夯土台基、排水设施和道路等。初步探明黎阳城城池南北长2250米,东西宽800米,面积近200万平方米,与文献记载中黎阳仓在黎阳城西南的地望完全吻合。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量唐宋时期青瓷器等遗物,为确定城址的时代提供给了实物证据。黎阳城遗址的调查与勘探,为佐证文献记载中的黎阳城与黎阳仓的一体关联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分析,出土的近百件带“官”字款建筑材料板瓦都具备北宋时期的特点。因此,推断地面建筑的年代应属于北宋时期,为当时黎阳仓库房建筑。

  
   
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提供了隋代运河(永济渠)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说明北宋时期永济渠对巩固北方边境仍然具有重要战略作用,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仓的建设和储粮技术发展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也印证了史籍中对黎阳仓的有关记载,同时,为黎阳仓遗址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基础性材料。(郭木森
马晓建 赵宏)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初步分析,判断黎阳仓遗址先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地下储粮时期,仓城及仓窖建于隋初,废弃的时间大约在唐代中期以前,可能会早到唐初。第二阶段为地上仓储时期,北宋时期的仓库可能始建于北宋早中期,废弃时间大约在北宋晚期,当时是否也建有仓城,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证明。这两个时期黎阳仓的建置与存在原因,应当均与南北大运河永济渠(北宋又称“御河”)有重要关联。

   
另外,在对黎阳仓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我们对与黎阳仓关系密切的黎阳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在距黎阳仓遗址东约600米处,首次确定了黎阳故城的范围和位置,明确了黎阳仓与黎阳城的相对位置关系。现已查明与黎阳城有关的遗迹有城墙、护城河、夯土台基、排水设施和道路等。初步探明黎阳城城池南北长2250米,东西宽800米,面积近200万平方米,与文献记载中黎阳仓在黎阳城西南的地望完全吻合。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量唐宋时期青瓷器等遗物,为确定城址的时代提供给了实物证据。黎阳城遗址的调查与勘探,为佐证文献记载中的黎阳城与黎阳仓的一体关联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提供了隋代运河(永济渠)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说明北宋时期永济渠对巩固北方边境仍然具有重要战略作用,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仓的建设和储粮技术发展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也印证了史籍中对黎阳仓的有关记载,同时,为黎阳仓遗址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基础性材料。(《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1日8版 
郭木森 马晓建 赵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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