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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间和空间】祁建民 | 日本的蒙疆经济核心:从防共营地到能源集散地

原标题:【边疆时空】祁建民 | 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从防共基地到资源基地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内蒙西部和察南、晋北地区建立蒙疆政权,其首要目的是要把这一地区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一部分,为将来的对苏作战和将其势力向亚洲内陆地区扩张进而孤立中国做准备。这样,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就出现矛盾,如果要建立所谓巩固的防共基地,就必须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但如果要作为资源基地则是进行重点开发,建立掠夺型经济体制,并不需要考虑蒙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包涵 北京报道
4月,日本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实施满一年。在本次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上,市场一直等待日本央行的进一步动作。而8日,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明确表示政策已在发挥切实的效果,“还未考虑”实施进一步扩大宽松规模的计划。
日本央行按兵不动,市场却不镇定了。4月7日,东京日经指数报收14808.85点,下跌254.92点,跌幅1.69%;东证股指下跌19.05点至1196.84点,跌幅为1.57%。4月8日,跌势延续,日经指数报收1606.88点,下跌201.97点,跌幅1.36%;东证股指下跌22.28点至1174.56点,跌幅1.86%。
不淡定的不仅是股市,还有日元。8日,美元对日元单日跌幅创下7个月新高,美元兑日元周二一度跌至101.55,日元走强明显,几乎只用3天时间就抹平了美元两周的涨幅。黑田按兵不动
这次的日本央行议息会议,仍把国内经济形势的评估定位于“持续缓慢复苏”,这也是它连续第7个月使用这一表述。
在黑田东彦看来,目前经济并未停止良性循环,今年夏天将回归增长通道。“4月到6月期间,经济可能因为基数效应出现短暂下滑,但随着夏季以后就业和收入情况的改善,其影响将逐步减小。此外,随着个人消费和公共建设项目的增加,导致通缩的供大于求的状况也正在逐渐消失。”黑田表示。
一个支持黑田观点的依据是,日本财务省2月份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日本与海外的实物、服务和投资等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出现6127亿日元盈余。这是日本5个月来首次出现经常项目盈余。
此外,日本3月的经济观察者指数创下了新高。8日,日本内阁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该数据显示,日本街头实际景气感受的现状判断指数比上月上升了4.9,达到57.9,创下2001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日本企业的复苏也在给黑田打底气。
来自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日企破产数连续5年减少。2013年,全国破产企业数量为10536家,同比减少超过10%,为1990年度以来的最低水准。企业的负债总额为27749亿日元,同比也减少近10%,并且自1989年度以来首次低于3万亿日元,其中负债10亿日元以上的大型企业破产数也明显减少。
对于破产企业减少的原因,该调查公司称,政府和金融机构持续支援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是破产企业数减少的主要原因。但该公司否认了“安倍经济学”对这一结果的影响,他们认为安倍的经济政策效果并没有渗透到中小及零星企业,所以他们和黑田所持的“目前企业水准很高,无需担忧”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预计“今年夏季以后企业破产数很可能转为缓慢增加”。
事实上必须承认,日本经济3月的“景气”现象,与消费者在4月消费税上调前在家电、食品、酒类和日用品等领域突击消费有关。也正是这场突击消费,导致了市场对未来经济预测前景的悲观,来自内阁的数据显示,市场对未来两三个月内的经济前景判断指数已跌至了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以来的最低水平——34.7点。
对于日本的消费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8日发布了一年一度对日本政策的建议书,该组织认为,为重建财政应把消费税税率提高至10%以上。它在建议书上表示,将消费税税率增至8%以及明年10月进一步上调至10%是财政重建的“第一步”,指出有必要压缩社保费用并进一步增税。
“很明显,黑田对于消费税上调的结果很乐观,所以现在实行进一步的宽松显得不那么迫在眉睫。不过我仍认为日本央行最终将不得不扩大宽松规模,否则年底的通胀目标将很难达到。这个日期可能是10月。”新加坡Capital
Economics公司的经济学家马塞尔·瑟林特认为。日经指数巨跌
日本股市在过去的2013年全球股市中风光无限。然而登高跌重,进入2014年,仅仅一个季度,它就又成为全球跌得最惨的市场,东证股指一季度的跌幅接近9%。
暴跌的背后是资金的撤退。4月8日,来自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3月境外投资者净卖出日本股票12337亿日元,这也是境外投资者连续第3个月减持日本股市。这一减持额也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高。
与此同时,海外投资者3月对日本中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的投资也分别为净卖出3516亿日元和28375亿日元。
进入4月,股市仍未迎来什么好消息。特别是本次议息会议的前后几天,市场普遍预计央行不会出太新的消息并最终得到印证,日本股市连番下跌。9日早盘,日经指数大幅下跌266.44点,跌幅为1.82%。东证股指也重挫22.76点,跌幅为1.94%。本田、马自达、住友制药等领跌。除此之外,受美股科技股被做空影响,软银和雅虎日本等股票也分别跌至数月低位。
进一步宽松的希望日渐渺茫,美元对日元汇率也进入下跌通道。8日,美元兑日元一度跌至101.55,单日上涨逾1%,涨幅创7个月新高。这一表现已回吐了美联储上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至今的涨幅。
法国巴黎投资公司投资主管Gentoku
Kiyokawa将投资者撤离的原因归结为,他们一直预期日本央行在一季度扩大宽松规模,但日本并没有。如今,投资者们对消费税上调的影响担忧已经开始加剧。
“日本央行已并不那么热衷于先发制人的行动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个全球发达国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资产负债表,这已经足够有侵略性。”APM资本投资动态分配部主管纳德·奈米认为。
尽管日本股市一季度表现跌破市场眼镜,但一份来自Capital
Economics的报告仍认为,今年日本股市表现将好于其他发达市场。该公司首席全球经济学家朱利安·杰索普预计:“今年夏天安倍有可能宣布给企业减税,他热衷于这样做。日本央行今年也一定会扩大其资产购买规模。还有一点,日本一些核反应堆很可能在今年重启。这些对股市都将是强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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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战略地位;建立;内蒙;经济体制;资源基地;蒙疆经济政策;抗日战争;地区经济;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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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叶青 北京报道
为缓解濒临危机的财政困境,自4月1日起日本消费税税率从5%上升至8%,这是时隔17年日本政府上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全国的小型超市及自动贩卖机都会在商品价格及相关服务费用上增加这3%的税率。
一家位于埼玉县的百货商场门口张贴了“增税前的最后机会”的海报与宣传单,当地居民疯狂拥入商场购买了大量的生活用品。据一女性顾客反映,虽然买了很多暂时还用不到的东西,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调税后便宜。
不过伴随消费税的上调,有分析人士也担心日本经济是否会再一次濒临衰退。其实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回想17年前桥本龙太郎首次调整消费税率后日本经济陷入通缩和衰退泥潭的情景:当时增税后日本经济失速,几个月后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令日本经济彻底陷入衰退。老龄化的无奈之举
所谓消费税,就是政府对大众花费开支所征收的税。政府在人们消费后征收,收入可靠,尤其是采取价内含税的隐蔽方式更易使其成为政府的“造币机”。日本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标签上都会明码标注所含消费税的价格,普通民众也对消费税的抗拒心理根深蒂固。
然而,众所周知,日本老龄化程度居世界之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达23%,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负担日益沉重。长期以来,日本国债主要依靠国民家庭储蓄购买消化。而2012年底日本家庭金融净资产余额已经接近政府债务规模,政府不可能再靠向老百姓借钱度日。日本政府要实现2020年收支平衡的目标,只能扩大税收来源。
另外,据测算,提高消费税可增加税收4.7万亿日元。而刚刚通过的日本2014年度预算显示,日本政府今年支出约101万亿日元,税收收入约50万亿日元,消费税提税对填补赤字缺口难有成效,日本的财政重建之路仍然艰难。
“安倍经济学本身就是反市场的,安倍用日元贬值的方法来刺激经济,然后在消费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进行增税,以达到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这是每一个国家都希望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但成功者没有几个。”世元金行高级研究员肖磊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日本是一个严重老龄化的国家,财政支出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无法维持更高的支出,不过任何一个首相都会想办法维持社会福利,否则难以长久执政,所以安倍经济学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增税,只是需要用更自认为聪明的方法,先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让增税降低对整个消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
不过,从更长时间来看,日本经济面临的困难,不仅是控制财政支出的问题,还包括如何提高生育率的问题。没有更多购买力的产生,安倍经济学崩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没有一个首相敢去削减养老开支,刺激生育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发达国家都是鼓励生育的,但生育率基本都很难提高。
安倍经济学的失败是迟早的事,其引起的结果可能不仅仅是日元贬值的问题,还有可能会再次陷入消费低迷的衰退。“从目前情况来看,在4月增税后,日本经济整体下滑是大概率事件,而关键在于之后的第三季度才能看出结果。消费税增税导致日本经济陷于困境,在日本历史上有过惨痛的教训。”金顶集团研究中心经理聂鼎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1997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宣布将消费税由3%提高到5%,导致经济失速,当年第一季度实际GDP换算成年率增长3%,第二季度直落至负3.7%。当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1月,日本出现金融危机,物价、工资均停滞不前,进入长达15年的通货紧缩通道。量化宽松是出路
仅过去了3个月,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日本股市,成为跌幅最大的市场。东证股价指数去年上涨了51%,但今年一季度已经下跌了8.9%,跌幅是排名倒数第二的香港股市的两倍。同时,有数据显示,去年涌入日本追逐高收益的海外基金现在正蜂拥退出。
据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今年海外基金经理撤出资金超过210亿美元,而去年进入日本的资金达到155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东证所数据显示,截至3月14日的一周内,海外投资者共抛售了9750亿日元日本股票,创下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最高,当时日本股市崩盘,单周抛盘达1.2万亿日元。
面对海外投资者的大举抛盘,此前安倍政府曾表示,为了抵御增税冲击消费,政府准备了5.5万亿日元的刺激措施,并把下一次消费税上调推迟到了明年。不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来预期日本央行会在今年的1月和3月加大宽松力度,但是他们没有。因此,更多投资者会担忧消费税上调后的经济走势。
“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如果还不能够有效地刺激投资和促进消费的话,日本将面临着进一步的量化宽松的可能,日元还会贬值。目前看日本很可能是结构性问题,人口红利等才是日本通缩的根本,而消费税的背后是财政赤字的压力。”银河期货首席宏观经济顾问付鹏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一边是增加税收抑制财政赤字防止日本国债出问题,一边是消费税抑制经济增长和投资,这是前后矛盾的。因此,只能是一边增加消费税同时日本央行通过买入日本债券实现宽松的操作方式,这仿佛是走向一条不归路。同时,日元的极速贬值会导致进口成本增加。
消费税上调对日本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抑制个人消费。尽管安倍经济学实现了日元的贬值,不过从很多经济指标来看,似乎并未按照预期促进日本的出口。日本过去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个人消费支出的推动。因此,消费税上调之前的突击消费甚至已经透支了一些购买力,日本经济未来的增长势必还是会受到影响。
“然而,这一次的消费税上调并非是终点,假如这次上调消费税之后,并未给日本的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那么日本计划2015年10月继续将消费税由8%上调至10%,这个目标旨在到明年预算赤字减少50%,并在2020年实现预算盈余。所以,为了防范上调消费税给日本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日本央行有可能4月份继续扩大量化宽松。”FX168分析师许亚鑫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日本核电站事件后对进口能源是刚性需求,成本增加和过度依赖形成的是赤字,而赤字会进一步引发贬值。从历史的规律来看,消费税上调之前,日元出现持续的贬值,日本股市持续攀升。但是,上调之后日元则出现升值,日本股市迅速回吐涨幅。
由于国际资本的逐利性,一旦安倍经济学最终崩溃,那么确实很有可能吸引很多国际大鳄冲进日本市场,并且给日元、日本股市、楼市、债市以及相关的一些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虽然短期的资本流入会推动日元升值,不过中长期内日元大幅贬值的势头将无法避免。

祁建民

作者简介:

范传南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日农村近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以及中日关系与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内蒙西部和察南、晋北地区建立蒙疆政权,其首要目的是要把这一地区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一部分,为将来的对苏作战和将其势力向亚洲内陆地区扩张进而孤立中国做准备。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为了支持战争,需要掠夺战略资源,又要把蒙疆作为资源基地。这样,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就出现矛盾,如果要建立所谓巩固的防共基地,就必须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但如果要作为资源基地则是进行重点开发,建立掠夺型经济体制,并不需要考虑蒙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由于日本对于蒙疆战略地位的认识出现分歧和转变,日本统治蒙疆的经济政策动摇不定,最终还是采取了掠夺资源型的经济政策。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齐齐哈尔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并于《历史档案》《历史教学》等刊发论文多篇,著有《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研究》。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内蒙西部和察南、晋北地区建立蒙疆政权,其首要目的是要把这一地区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一部分,为将来的对苏作战和将其势力向亚洲内陆地区扩张进而孤立中国做准备。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为了支持战争,需要掠夺战略资源,又要把蒙疆作为资源基地。这样,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就出现矛盾,如果要建立所谓巩固的防共基地,就必须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但如果要作为资源基地则是进行重点开发,建立掠夺型经济体制,并不需要考虑蒙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由于日本对于蒙疆战略地位的认识出现分歧和转变,日本统治蒙疆的经济政策动摇不定,最终还是采取了掠夺资源型的经济政策。

  关 键 词:日本 蒙疆经济政策 防共基地 资源基地


要:
清廷中前期在北部边疆所施行的治边政策是其统治者边疆思想、治边方针的具体化,涉及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等内容,且在前代的基础上,经二百余年完善,堪称周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清廷是以边疆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进为重心,辅以驻防、怀柔、宗教、边疆开发等措施,把提高边疆各民族的向心力与维护国家统一相结合。其突出成效是把北疆与内地的整体联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疆域大一统进入政治上的大一统,并在北疆民族地区形成了持续稳定、统一的政治局面。但作为满洲贵族仍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清代北疆的治边政策中仍存在着滥用武力、封禁与民族隔离、阶级压迫严重等缺陷,并对近现代的中国边疆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日本 蒙疆经济政策 防共基地
资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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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蒙疆经济政策的变化

关键词:边疆政策 恩威并济 因俗而治 图稳过度 边疆开发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更加重视西部内蒙古地区,其目的就是要把这里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一部分。日本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的渗透对于东亚新秩序建设是重大障碍。打开地图一看就可以发现蒙疆从满洲腹地兴安四省一直延伸、环绕到中国西北。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1200公里,在国境上是没有任何屏障的草原沙漠。其西边和西南则是众所周知的已经被赤化了的陕甘宁地区。由此可以知道蒙疆在国防即防共上的重要地位。”1934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实施“内蒙工作”时即开始考虑“防共地带”的经济建设问题,在其《对察施策》中提出要开发察哈尔地区的交通,进行畜牧业、林业和农业的开发调查。2月,松室孝良在《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地统治案》中提出,鉴于蒙古地方经济落后,为加速开发要对鸦片专卖、盐专卖、矿业、林业、通信事业、铁道事业、汽车运输和电力事业进行国营,对于制革业、制羊绒业、乳品、材料、苏打等行业进行开发指导。其后,在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对蒙(西北)施策要领》中也提出为将来对苏作战准备要在内蒙地区建立航空、铁路、公路及通信建设,改良畜牧业,促进贸易发展。

清代作为以满族为主体建起来的大一统封建王朝,由于受多民族国家构成及西方殖民者东来的影响,其北疆的治边政策大致可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其中,中前期在总结历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达到中国封建王朝边疆管理的巅峰,但同时也给鸦片战争之后的北部边疆问题留下了诸多隐患。就空间而言,清代的北部边疆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外,今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亦属当时的清代版图。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华北,按照日本军部中央的计划,是要把察南、晋北与北京伪政权合流。但是,关东军却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否定既成事实,有损皇军威信。关东军坚决主张为了巩固西部内蒙古地区就必须要把察南、晋北与西部内蒙划在一起。日本有人提出,从地政学角度看,“站在防共第一线的蒙疆政权是以蒙古族为中心的,但是在其居住的蒙古高原其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因此无法承担防共的重大使命。因而拥有500万人口和有压倒性经济实力以及经济能力很高的汉族及其所居住的察南、晋北两地区的资源对于维持蒙疆政权的财政以及一般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可以间接地完成防共的大使命。”根据蒙疆政权首任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说法,当时关东军对于西部蒙古和察南、晋北地区是属于华北地区好,还是作为一个独立地区好,要由金井来判断。金井通过对蒙疆地区的考察后认为:“张家口、大同、厚和是由北平向西,越过八达岭崇山峻岭各自居于平原,它们由京包铁道贯通,无论经济、产业,还是交通通信全为一体。”所以,“根据经验判断,将察南、晋北、厚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高度自治区域是非常妥当的。”由此,日本决定建立包括西部蒙古和察南、晋北的高度自治性政权即蒙疆政权。

清代的北疆地区幅员极其辽阔,几乎达到了清代全境的一半。东北作为满族的发祥地,在清代的边疆地区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中部的漠南蒙古早在入关前即为清所征服,此后一直成为清代巩固统治的重要助力和后方基地。中部的漠北蒙古亦于康熙三十年,经多伦会盟,完成了盟旗的编设,从而加强了清对该地区的管辖。西北地区虽在中前期叛服不定,但在乾隆中期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后,以“新疆”之名纳入清的版图,并成为“因俗而治”的典范。作为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的北部边疆研究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重点,但对于清代中前期的边疆政策,尤其是北疆治边政策的专项研究仍显薄弱,本文即以此作为考察对象。

蒙疆政权建立后,于1938年3月,制定了蒙疆产业开发5年计划,但是由于劳动力不足和技术者、资金困难当年仅仅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但是,到了1939年日本为准备进一步扩大对外战争,制定了庞大的占领地的物资动员计划,在“满洲国”制定了产业开发5年计划,把资源掠夺作为重点。为此,在蒙疆便制定了所谓适应这种国策的产业经济3年计划。该计划也把掠夺资源作为重点,完全放弃了全面开发蒙疆地区经济的计划。计划中要求蒙疆的经济开发必须同日本和“满洲国”的政策相一致。新的3年计划把煤炭、铁、云母、石棉、电力、羊毛、水泥和铁道的开发建设作为重点。其后,蒙疆联合委员会又开始编制产业开发综合5年计划,预计1941年开始实施。这样,产业经济3年计划就又要修改。到了1940年,欧洲战场全面展开,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认为战争将会长期化,为此对于生产力扩充计划又开始修正,其基本方针就是从全面开花性的经济开发改变为“重点主义”扩张,“就是要把生产力的最基础部分即煤炭、钢铁做为中心,以轻金属、电力、液体燃料,以及盐、棉花等其他重要物资作为开发的重点”。这样,蒙疆就完全变为日本重要的掠夺战略资源的基地。8月日本政府派出蒙疆资源调查团,重点调查其地下资源。然后调查团会同驻蒙军、兴亚院和蒙疆政权共同研究在蒙疆的煤铁开发计划。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在1940年以后,开始制定包括财政、矿产、农畜产业、劳务、电力、运输六部门的综合5年计划。1940年10月,蒙疆开发修正5年计划最终决定。

一、清代中前期对北疆“恩威并济”的管理政策

本来,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把察南、晋北和西部内蒙绑在一起,是为了依托察南、晋北来充实西部内蒙地区的经济,现在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于察南、晋北的铁、煤以及西部内蒙畜牧资源的掠夺上,要把蒙疆地区完全纳入到以日本为中心的战争准备型经济圈当中。这与德王等建立“蒙古国”的愿望相反。其实,日本并没有真正帮助所谓“蒙古建国”的考虑,而是一切要从日本的战略利益出发。当时日本的智囊“中亚问题研究会”就提出:“既然是在皇国指导下的各民族,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皇国领导原理。蒙古民族也如此,要在这个领导原理之下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蒙古民族才能复兴,要自觉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必须坚决否定比如独善其身的蒙古第一主义。”

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中央专门机构

作为华北和蒙疆地区的统治者即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其下发到各部队的《剿共指针》中,对于日本在华北、蒙疆的经济施策作了详细说明。其要点包括3方面,即对华期待物资的取得、现地自给、对敌经济封锁。在对华期待物资的取得方面,《指针》中说:“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期待从中国获得各种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的取得对民生影响甚大,因此在彻底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的同时,还要考虑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依靠中国方面的责任和创意来确保所要物资的供出。”当时日本将“对华期待物资”划分为:供给陆军军需运到日本国内的物资(陆军对日供给军需物资),根据国家物资动员应在中国取得的物资(对日供给一般物资),作为陆军军需在中国取得用于现地陆军的物资(对日供给军需物资)。其对华期待物资主要有煤炭、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和普通铁、铝、盐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日本决定,对此要倚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集。华北方面军知道,大规模的对华掠夺必然要遭到中国人民的抵抗,所以,在其计划中说:“不用说对华期待物资是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所要绝对确保的,由于伴随战局的激化对华期待量将逐步增加,所以针对中共的谋略或地下工作要加强对资源周围地区侦查、扫荡,对于物资收集运输的警戒工作也要加强支援。”华北方面军规定:“自给物资中,鉴于米、大麦、小麦、杂谷、棉花、胡麻油、皮毛、牛、烟草等对民生有重大影响,原则上要以大东亚省现地机关或通过其由中国方面收集。并且,自给物资的现地征集要积极使用中国方面的收买机关,重视富庶地区。”

崇德元年,清廷设立蒙古衙门,处理漠南蒙古诸部事务,成为清代最早的负责北疆事务的中央机构。崇德三年,清廷将其更名为理藩院。光绪三十二年,在清末新政的大潮中,理藩院改称理藩部。民国元年,随着王朝的崩塌,理藩部亦最终消亡。尽管在其存在的276年历史中,蒙古衙门、理藩院乃至理藩部的组织构成和职能虽发生过多次调整,但其作为主管清代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这一主旨始终未变
。其在清代北疆治边政策的制定与施行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推动了清代中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这样,开发纯蒙古地区的工作实际上被基本放弃了。但是,1939年爆发了诺门罕战役,日军受挫,此后日本又不得不开始重视内蒙古与外蒙古边界地带的建设问题。“满洲国”提出“兴安振兴3年计划”,同样与外蒙接壤的蒙疆地区也开始重视起纯蒙古地区的经济问题。1940年7月,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制定了《关于强化外蒙古接壤地带的应急施策研究》,提出要加强蒙古地区建设。1940年12月,在蒙古各旗设立豪利希亚(合作社),以发展牧区经济,改善牧民生活。1941年4月蒙疆政府进行机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新设立了兴蒙委员会,内设总务、民政、教育、实业和保安等五处。该委员会的三大纲领就是经济建设、教育普及和民族再兴。其重点就是推行德王新政以及豪利希亚的普及。蒙旗经济生活的稳定就是主要课题之一。

北疆地区的“因地立法”

其实,在蒙疆政权建立之后,牧区经济更加恶化。这是因为“蒙古牧民所生产的家畜和皮毛,因受到统制和商人的中间榨取,价格无法提高,而一切输入的必需消费品如布匹茶烟等等,价格提升的比例,远在畜产品之上”。这完全是由于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所造成的。当时在蒙疆政权任职的扎奇斯钦就说:“驻蒙军委托大蒙公司代收,大蒙公司又把这一个得意的买卖分配给一般经常到蒙旗‘出拨子’的汉商。大蒙公司从军方以统制价格取得廉价的布匹、砖茶,把它分给汉商,再经过提高价格后,以压低的价格向牧民换取,也可以说是骗取——羊毛、皮革,交给大蒙公司,再由大蒙公司转纳军方。经过这些中间榨取,蒙古牧民的所得,其低微是可想而知的。这与战前自由买卖之时相比,颇有天渊之别。”虽然对于豪利希亚的营利标准规定为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加上运费等也最多只能提高十分之一的价格,股票分红也定为十分之一,其余收益均要纳入基金,对于贫穷牧民何以赊账等等。但是,这种豪利希亚建立后,办事人员却大肆贪污,中饱私囊。牧民依然穷苦不堪。建立兴蒙委员会,本来是要振兴蒙旗经济的,但是据扎奇斯钦所言:“兴蒙委员会虽说是蒙古政府最重要的机构,可是它的预算在1943年度蒙古自治邦政府支出82841121元中只占6271433元,其实尚不及总支出预算的7.5%。在政府主要六个部门之内,就预算而言,它排列到第5位。当然就岁入而言,它的收入也是微乎其微。从这样的数字来看,也可以察觉所谓的蒙古自治邦政府,其主要行政对象仍是不能以纯蒙古的建设为首要的。”在蒙疆政权下,纯蒙古地区经济没有实质改善。

为了加强清对北疆地区的统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清廷还重视从法律上对边疆各民族的管控。事实上,清代中前期北疆治边政策也多是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的。

日本对蒙疆的经济统制和掠夺计划

1.《蒙古律例》

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重新整理了对华掠夺的经济机构,从经济组织上完全把蒙疆地区纳入整个经济掠夺体制当中。这就是通过日本所谓的在华“国策公司”以及新建的统制性公司将蒙疆与“满洲国”和华北地区统一经营,实行统制和垄断。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基本要纲(草案)》和《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前者规定了日本华北经济开发的方针是:“把华北作为帝国经济圈所包含的目标,在动员现地资本的同时使之与日满两国提供的技术、资本结合,开发产业,以资扩充帝国的生产力,安定住民生活。”其“要纲”包括:“(一)企业形态。根据帝国资本的参加情况分为统治企业和自由企业,统治企业按照日满两国的产业计划根据日满华北一体的计划建立,自由企业努力让其自由进出,利用现地资本并与之合作。(二)统制企业。其范围如下:重要矿产资源的开发及加工其原料的企业、主要交通事业、主要发送电事业、盐田开发企业以及有必要统制的其他企业。统制企业作为国策会社进行综合的管理经营。(三)自由企业。促进中国资本的自由开发,不但其技术、材料仰靠帝国,还要对其经营进行坚实的指导;委任日本资本开发的自由,规整其与中国人企业的关系。(四)企业资本的构成。不论统制企业还是自由企业,均要努力整合土著资本,因此对于现地资本的觉醒采取必要的措施。(五)农业对策。为农民生活的安定计,现地政权要进行品质改良、治水、植林,为此要建立合作社使农业组织化,对此予以指导。”民间资本也要参与日本对华的“开发”,但日本为了全力控制占领区经济,一切支援战争,所以在建立统制公司的同时,对“自由企业”进行了严格的行业统制。

该律例始于天聪七年,是清廷专为蒙古族制定的刑法案例,亦称“盛京定例”。其最初仅在漠南蒙古诸部实施,崇德八年成为正式法律,并以《蒙古律书》的名称颁布施行。康熙初年,为躲避准噶尔部的袭扰,漠北蒙古各部多移居漠南。清廷为稳定内附的各部秩序,曾派人前往各部驻地宣示法度。至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前,漠北蒙古诸部已基本接受,并实施清廷制定的刑法。康熙三十五年,清廷平定噶尔丹叛乱后,漠北蒙古虽返回旧地游牧,但仍继续实施清廷制定的蒙古族刑法。乾隆二十二年,最终平定漠西蒙古后,清廷制定的蒙古族刑法也开始在该部实施。至此,经过多年总结完善,于乾隆二十一年成书的《蒙古律例》终于成为全蒙古各部所共同遵循的法律规范,维护了蒙古社会的稳定,同时也突出了清廷的仲裁地位。

日本对占领区进行掠夺本来是都要通过其原有的所谓“国策公司”来实施的。但是由于日本国内财阀利益不同,军方意见不一,在建立华北新的“国策公司”时出现了满铁与兴中公司的争夺,内地财阀也不满,最后只得建立新公司。

2.《理藩院则例》

在《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中,华北方面军提出:“在华北统一综合经营国策事业,以弥补日满经济集团的不足,为此华北的统制企业大部分由本会社统合,以期防止资本浪费,培育企业,促进华北经济开发。”该会社经营的事业包括:钢铁业及其附带事业、煤炭采掘事业、煤炭液化事业、铁道及船舶运输事业、制盐、制碱工业、发送电事业以及其他国策上在华北需要建立的事业。在这之中,龙烟铁矿和大同煤矿被放在重要位置。关于该会社的资本,日本决定新会社要与兴中公司的既成事业统合,此外还要广泛集合满铁及日本内地资本,同时也要让现地土著资本参与。

随着清朝国势的日益强盛,蒙古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愈来愈多的成为清朝的属民。因此,一部具有管理少数民族普遍意义的法律便应运而生——《理藩院则例》。该则例以《蒙古律例》为基础编制而成。乾隆二十一年即已有内府抄本行世,但直至嘉庆二十二年,方以汉文的形式正式刊刻付梓。该部律法主要适用于北部和西北地区的蒙古族。其内容在规定了理藩院及其相关机构的组织与执掌的同时,确立了理藩院所涉及地区的职官制度,并在《蒙古律例》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北部边疆地区的各项制度。

满铁在主要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控制与掠夺的同时对“在华北的事业”也野心勃勃。在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制造“华北分离工作”时,满铁便在华北的经济重镇天津设立了事务所并开展了对华北经济资源的大规模调查,1934年5月派出调查员对华北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在其9项调查课题中,直接涉及蒙疆地区的就有:华北煤炭开发、平绥铁道、龙烟铁矿、华北的棉花、羊毛、皮革及石油、华北的盐等5项。“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满铁积极要求成为华北经济活动的主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以关东军顾问的资格提出了《华北善后处理要纲并意见书》,同时还提出了《华北产业开发计划概要(草案)》及《华北交通对策要纲案》等。松冈主张:要在华北建立联省自治政府,招聘日本人顾问,由日本人指导进行产业开发。交通以及基本产业的开发由满铁承担。松冈把华北视为满铁的禁脔,要排斥其他日系公司染指华北。他提出,兴中公司“是对中国全体进行活动的机关,在华北是从事辅助满铁的活动。”但满铁“独占”华北的活动受到日本国内财阀和其他在华“国策公司”的反对。

3.《回疆则例》

当时日本在华北设立的最大经济机关是兴中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35年2月,是由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和满铁协商,并在积极主张扩大对华经济活动的十河信二(原满铁理事)的坚持下建立的。其性质是“作为对华经济工作的统一机关,以此直接经营在中国的各种经济事业及进行中介投资。”公司资本金1000万日元。满铁除对该公司投资外,还在人员上进行支援,但是由于松冈与十河的个人关系,兴中公司并未成为满铁公司在华北的子公司。当满铁提出垄断华北经济计划后,兴中公司便提出了《兴中公司组织改正案》,以此与满铁对抗。《改正案》主张将兴中公司改成“一元化地指导华北经济的综合机关”。但是由于兴中公司在资金和技术能力上有限,华北方面军亦未采纳其建议。

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统一新疆后,以《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为法律基准,治理以蒙古族为主要居民的北疆,但这两部法律并不适用于管理信奉伊斯兰教的南疆事务。为此,清廷于乾隆二十六年在理藩院设置徕远司,专门管理回部事务。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清廷逐渐探索总结,终于在嘉庆十六年完成了《回疆则例》的制定。该则例明确了“回疆”的基本政治制度、回部与清朝中央驻防的关系,在法律上确立了清廷对地方官员的任用权以及政务监督权和最终裁决权。此外,《回疆则例》还体现了清廷对回疆地区“因俗而治”的政策,对于稳定民心、巩固边疆具有重要意义。

1937年10月,日本政府在设立企划院的同时,在内阁建立了第三委员会,其任务是“审议与中国事变相关联的在中国经济方面的诸事项”。主要工作包括:“从事对华经济工作的调查、立案,上报内阁总理大臣”和“联络对华经济工作各官厅的事务”。在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的《华北经济开发要纲》经陆军省送达后,兴中公司改组案也由参谋本部送上,第三委员会以特务部方案为基础,于12月16日制定出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此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华北处理方针》中得到体现。其中说:“华北经济开发的目标是增强日满经济综合关系,以此确立实现日满华提携的光荣基础。”要“支持我国广义国防生产力的扩充。”《方针》中提到要在华北建立国策公司的问题,“为了华北经济的开发和统制设立一个国策公司,要具体体现举国一致的精神和全国产业动员的目的,要以此来进行组织。”该公司业务有:交通(包括港口和公路)、通信、发送电、矿产、盐业及盐利用工业,与华北方面军方案不同之处是在“矿产”行业方面删除了“矿产原料加工企业”部分,这就完全“把华北定为了原料供给地”。这里主要是指蒙疆地区。

北疆军事驻防与沿边卡伦

根据日本内阁决议在华北建立的国策公司正式名称定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其资本金为三亿五千万,由日本政府和各财阀共同出资,并设立委员会,成员包括了当时日本财界的各大巨头如乡诚之助、池田成彬、矶村丰太郎、大仓喜七郎等。体现了其“举国一致”的目标。11月7日,该公司正式创立,总裁由原拓务大臣大谷尊由担任,副总裁为神鞭常孝(原满铁理事、昭和制钢所常务)、山西恒郎(原满铁理事、兴中公司社长),理事有大藏省出身的大久保侦次、原神户海上火灾常务三云胜次郎、原朝鲜总督府铁道局长吉田浩、原东京大学教授森口繁治、原三菱商事业务课长鳖宫谷清松等。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子公司有华北交通会社、华北电信电话会社、华北煤炭会社以及所属发电所、制盐场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蒙疆政权在驻蒙军控制下形成半独立状态,大同煤矿和龙烟铁矿并未完全纳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之中,而是通过投资形式进行业务上的往来,但是蒙疆政权的经济方针是由华北方面军制定的,大同煤矿和龙烟公司是按照日本华北经济掠夺的整体计划进行运营的。

为确保边疆的稳固,清代中前期屯重兵于北疆。在东北设三将军,统领八旗驻防,其中盛京将军兵额2万余人,吉林将军1.1万余人,黑龙江将军6400余人。东北驻防八旗以八旗满洲为主,也包括汉、蒙古、索伦、达斡尔、鄂伦春、锡伯及赫哲等民族。蒙古地区则设有绥远将军、定边左副将军、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呼伦贝尔副都统、科布多参赞大臣和库伦办事大臣。该地区的驻防任务主要由蒙古八旗承担。此外,蒙古各部还以四年为期,轮流派遣“备操兵”前往乌里雅苏台驻防,听候定边左副将军调遣。在西北,自乾隆中期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后,清廷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
。驻军分为“驻防”与“换防”两类,其中“驻防”军队主要由八旗及绿营构成,他们携带眷属,常驻伊犁、乌鲁木齐等战略要地。“换防”军队则以三年为期,在塔尔巴哈台和南疆各城轮番驻守。新疆地区的总兵额约2万余人。

在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筹建的同时,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委托华北事务局调查室制定了《华北产业开发九年计划》,经过特务部华北资源所要数量设定委员会审议,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了《华北产业九年计划目标》和《主要资源对日输出计划案》。根据这一计划,9年后华北主要工业指标为:煤炭6000万吨(1938年的4.7倍,以下括号中数字均为1938年产量倍数)、铁矿石270万吨(5.6倍)、铣铁87万吨(12.8倍)、矾土页岩41万吨(23.9倍)、盐249万吨(2倍)、棉花60万吨(5.9倍)。这是一个庞大的掠夺计划。蒙疆地区就成为其掠夺的重点。

此外,清廷还在沿边设立“卡伦”。仅清前期“在新疆共设卡伦250多座,
在漠北设60余座, 黑龙江设51座。除设置卡伦外,
清政府还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边境巡查制度。如在新疆, 每年春秋两季,
伊犁将军委派参赞大臣巡查各所属卡伦及卡伦以外所辖地区。外蒙古卡伦巡查由乌里雅苏台左副将军委派干员,
带兵稽查,
定为每年一次。黑龙江边境巡查分为每年巡查和三年巡查两种”。从清代中前期北疆防御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将帅大臣星罗棋布,东西相望”的战略布局确实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日本对于蒙疆资源的掠夺包括地上和地下资源两方面。察南、晋北地区是传统农业区,农产品种类繁多,一直是北平、天津的各类杂粮主要供给地区。中西部内蒙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羊肉类、乳类和毛纺原料。地下资源除了闻名中外的大同煤矿、龙烟铁矿外,这里还蕴藏有丰富的云母、石棉、食盐、天然碱和当时已调查出但藏量不明的油母岩、硫黄、石墨、银铅矿、铝矿等。这些物产与矿藏对于资源贫乏但又要穷兵黩武的日本说来极为重要,所以蒙疆地区的许多物产被日本定为“战略物资”。对于蒙疆的经济地位,当时日本学者就说:“蒙疆作为日满华经济同盟的一部分担负着适应日本战时经济要求的生产力扩充以及外汇获得(或者外汇节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成为矿产资源(煤炭和铁)以及畜产品(主要是羊毛)的供给基地。”日本近卫首相在声明中提到:“鉴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历史上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开发和利用华北及内蒙的资源,对于日本来说就要求积极地提供方便。”因为,在日本看来,“作为蒙疆的特殊性最值得注目的是这里的资源,特别是近乎无穷埋藏的煤炭、铁以及畜产,特别是出产量大的羊毛、骆驼毛、牛皮等,还有米、小麦、麻等”。其实,日本当时还计划通过蒙疆地区再向西部扩张以取得对于日本极为重要的甘肃玉门石油并开展对于新疆的地质调查。

以“册封”“联姻”“朝觐”为代表的怀柔政策

日本对于蒙疆资源掠夺的重点首先是这里的煤、铁资源。对于大同煤矿日本觊觎已久,1918年,日本临时产业局工程师门仓三能受命对大同煤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大同炭田地质调查报告》。1937年,满铁有关部门经过调查,提出了《山西省大同煤田北东部地质调查报告》和《华北矿山调查报告》,日本人惊呼:“山西省的煤炭储量为1721亿吨,这是一个天文学的惊人数字。”满铁的《华北炭矿业开发计划案》中说:“控制华北煤,实际上也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煤业,进而控制其他产业,因而实在有着深远的意义,并在完成我国的世界经济政策上又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华北煤对于我国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而大同煤在华北煤矿之内是最能对此作出贡献的煤矿之一,它担负国家的使命将是重大的”。

1.册封制度

对于龙烟铁矿日本也非常重视。1939年,日本有关方面经过对蒙疆调查写到:“迄今判明,蒙疆的矿址及埋藏量为一亿五千七百三十二万吨,其中一亿二千万吨在龙烟铁矿,在近时都说铁不足的情况下,对其开发非常值得注目。”龙烟铁矿京包线以东矿区“以赤铁矿为主,埋藏量八千二百万吨”,以西地区埋藏量“四千万吨,产赤铁矿和磁铁矿”。“两者矿质甚优,品位达40%—60%,易于溶解。遥遥优于大冶矿山,在炼制上属于最优的铸铁”。

自清初开始,清代统治者对归附的少数民族上层一般均保留其财产和特权,并在此基础上由朝廷给予新的爵禄。特别是在北疆,清廷对那些地位崇高,且卓有劳绩的蒙古贵族往往不吝封赏。这些由清廷册封的爵禄往往还可以世袭罔替,延及后世。此外,受封贵族依据爵位高低,还可以享有不同程度的赋税征收、随丁,乃至礼仪、服饰等方面的特权。如雍正十年,蒙古额附博尔济吉特·策棱在光显寺击败准噶尔军,一举扭转了清军和通泊大败的危局。雍正帝破例赐封“超勇”亲王,并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乾隆六年,清廷更是为其从土谢图汗部分出20旗,建立了“赛音诺颜部”。乾隆十五年,策棱去世后,清廷将其入祀京师贤良祠,配享太庙,并谥号“襄”。这一系列举措,在备极哀荣的同时,也为其他归附的少数民族贵族树立了榜样。

为实施日本的掠夺计划,蒙疆政府大搞“施政跃进”。不顾开采能力和资源开发规律,实行野蛮掠夺。由于其计划指标太高,实际上并未全部实现。以大同煤矿1941年至1945年的开采计划与实际开采数量为例:1941年至1945年其开采计划分别为:300万吨、380万吨、500万吨、630万吨和760万吨。但实际开采出煤炭的数量是:221万吨、251万吨、227万吨、226万吨和169万吨。其实际开采量分别占其计划量的百分比为:73.6、66、45.4、36、22.2。八年抗战期间日本共从大同煤矿掠夺走煤炭1400万吨。从1939年7月至1945年8月,从龙烟铁矿掠夺走铁矿石3734605吨。

  1. 联姻制度

除煤、铁之外,经过调查,日本还发现蒙疆地区还有以下资源。首先是云母。日本有关机构调查说:“有推定埋藏量为四百万吨的品质极优的云母矿。其品质可以与世界第一的印度云母相匹敌。”“和云母一样为非常时期日本所必要的石棉在大青山一带有丰富埋藏。”蒙疆盐湖的盐是对“满洲国”出口的重要物资,盐湖还可生产大量碱类。“蒙疆的畜产资源同其矿产资源一样是在经济上建立日元集团所不可或缺的资源。”
另外,蔚县的黄麻质量优良,也为日本急需进口的物资。由于蒙疆地区鸦片生产历史久、数量大,种植鸦片获利丰厚,日本也要加以经营。

作为有清一代奉行不悖的基本国策——满蒙联姻,即清代的满族统治集团与蒙古王公之间长期持续的大规模通婚活动,实质上已成为清代边疆民族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战局的发展,对日本日益不利,为挽回败局,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物资掠夺,以弥补其资源短缺的不足。1945年1月,日本政府制定出了《在中国统筹物资的要点》。其方针是:“统一在中国的军队自给及物资征调,结成一体,提高征调效率,同时制止因价格竞争而使价格上涨,务期迅速获得效果。”其“要点”包括:“在陆军省、海军省和大东亚省的紧密联系下,确定对中国的征调要求,由中央统一命令,为军队征调物资运回日本,实施预算的统一运用。”为此,“设立陆、海、大东亚三省统一的物资统筹机关,根据统一的征调计划,实行分别负责征调,进行地区及品种的分配,发挥预算及资金效率,合理运用回收物资,统一使用有能力的商家等项,均须统一实施,一扫积弊。”由此,日本在蒙疆地区的资源掠夺更加强化。

早在明万历四十年,尚未称汗的努尔哈赤就迎娶了蒙古科尔沁部贝勒明安之女,此即为满洲与蒙古贵族联姻的肇始。此后,双方或嫁女或娶妇,联姻人数迅速增长,并逐渐演变成为双方上层集团间大规模、多层次的持续互通婚姻。仅以清太宗一朝为例,下嫁公主就达12人之多,占整个清代下嫁蒙古32位公主总数的37.5%
。而清太宗自己便有出身于蒙古的两后一妃。此外,仅在天聪年间,清太宗的兄弟子侄就娶了蒙古女子7人。

日本在蒙疆的资源掠夺

入关后,为了维护北部边疆的稳定,满蒙联姻之策更是被持续遵行。满洲统治者借此将蒙古造就为一支清王朝在北疆可资倚重的重要力量,真可谓“部落输诚久,屏藩效力多”。

从1940年代开始,华北、蒙疆地区就成为日本乃至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最主要的原料掠夺基地,根据1943年日本企划院制定的“大东亚各地域间相互交易计划图解”所显示,在对日本的输入额中,华北占32%,“满洲国”和关东州占28.7%,华中占14%,华南和法属印度支那占7.7%,南方地区合计占17.6%。在蒙疆对华中的交易中,企划院规定蒙疆地区的输出额为7300万日元,输入额为5600万日元。

3.朝觐制度

日本对蒙疆的掠夺目标首先是钢铁和煤炭资源。察南地区的铁矿在当时相当著名。1914年,北洋政府农矿部顾问安德逊发现此矿,1918年,北洋政府以官商合办形式,筹集资金200万元建立了龙关铁矿公司。1919年资本金增至500万元,改称龙烟铁矿公司(因含龙关、烟筒山两矿故称龙烟)。1920年着手建立龙烟铁矿厂石景山炼铁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经济不景气,龙烟矿暂时关闭。1928年,北伐结束后,该矿被国民政府收归国有。

在“册封”与“联姻”政策的基础上,清廷还采取了朝觐等措施,大力笼络和安抚北疆各民族的上层人士。康熙二十年,清廷为加强对蒙古地方的管理,巩固北部边疆,在承德府建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季,清帝都会率领王公大臣、八旗军队乃至后妃、宗室等数万人前往围场行围狩猎,以达到训练军队、固边守防之目的。为了解决秋狝人员在狩猎期间的居住与补给问题,清廷自康熙四十二年动工兴建,至乾隆五十七年完工,前后历时达89年,方才完成了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的修建。

在关东军占领察南地区后,迅速建立了龙烟铁矿筹备处,由兴中公司于10月间即着手采矿,不久便建成宣化至水磨间的铁道,开始将所存矿石六万余吨向日本八幡制铁所输送(至1938年6月共向日本输送了7万吨)。蒙疆政权建立后,该矿继续委托兴中公司运营。

“木兰秋弥”在训练八旗军事技能,提高作战能力的同时,还起到了近控蒙古,远慑沙俄,推行“肄武绥藩”国策的作用。清代作为主要由满族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深知北方草原民族对于中原的武力威胁,始终十分警惕。通过册封、联姻等怀柔手段和武力征服,始终保持着对蒙古恩威并济的压力。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接见蒙古王公大臣的场所,起到了安抚蒙古藩部、团结各民族上层人士的作用。嘉庆帝就曾言道:“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建立后,日本有人主张实行“一业一社”的垄断式经营,要将龙烟矿统归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钢铁子公司,但遭到驻蒙军和蒙疆政权的抵制。1939年7月,蒙疆政府成立了特殊法人龙烟铁矿株式会社。该公司资本金2000万元,由蒙疆政府和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各出一半。但是,对于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原有资产的价值评定双方出现分歧,原定作价270万元,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要求重新作价,双方争执不下,其后兴亚院本院出面才得到解决。1942年6月,公司资本金增至6000万元,仍然由蒙疆政府和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各占一半。1944年6月,公司资本金增至18000万元,由蒙疆政府、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满铁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各出资三分之一。公司主要职务由日本人充当,理事长山际满寿一、副理事长黄庭勋、理事有三宅德太郎、孙午莲、居城基,监事有田中恭、濑下清明、大井格三。

二、以土地开发与贸易为主的边疆开发政策

龙烟铁矿株式会社建成后,在扩大烟筒山矿区开发的同时,于11月间开设了庞家堡采矿所。同时加紧修筑铁路,筑成了宣化至白庙间42公里的铁道,还建立了由庞家堡至白庙间的空中钢索输送设备。1943年又着手庞家堡延长线工程。建立以上交通设施的目的是要将龙烟矿石顺利运送到石景山制铁所和日本八幡制铁所。

虚边与实边

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本运输愈显不足,于是决定在现地炼铁,兴建小型高炉。大东亚省在文件中说:“该项事业原来为了加强战斗力作为紧急措施也进行了考察,根据运营后的实绩考虑逐渐实行永久性的措施。”“关于蒙疆兴业宣化工厂和中山制钢厂天津工厂,各自与华北开发会社结成组合担当之。”大东亚省强调:“产品原则上目前全部供给日本。”“关于供给的方法,为了使生产者有良好的资金效率,要讲求华北开发会社从生产者包购、成批供给内地的措施。”
此后,龙烟矿便着手建立制铁所。1942年12月,龙烟铁矿制定出建设计划,从1943年1月起建设第一期10座20吨熔矿炉。到当年12月,全部建成点火。1944年8月,为防备空袭,开始建设地下式机器制造所(到战败已建成90%)。从1944年9月开始,又进行第二期两座1000吨熔矿炉的建设(到战败时已完成基础工程)。龙烟铁矿株式会社的规模不断扩大,到战败时年采矿能力已达到50万吨,制铁能力达到15万吨,从业人员9760余人,其中日方管理和技术人员有1441人,中国劳工7314人。

1.以东北、蒙古“封禁”为代表的虚边政策

日本对大同煤矿的开发掠夺也十分重视,其力度很大。满铁华北事务局在《华北煤矿开发要纲案》提出:“依据对华北煤炭的迅速开发,在与日满产业计划相适应的同时充足中国国内的需要。”其“开发的目标是到1942年在中国、蒙疆以及加上第三国使煤炭总产量达到2900万吨(的设施完成),同年的对日输出量预定达到800万吨。”由于蒙疆政府和已经进行委托经营的满铁对于在华北进行“一业一社”的垄断方法表示反对,拒绝将大同煤矿交出,所以《要纲案》决定:“在华北的煤炭开发是主要的煤矿同步进行,形成复数的企业主体,在开发会社统制下进行。”另外,“关于煤炭的贩卖统制由华北开发会社负责。”为此决定建立6大煤炭特殊公司,其中大同、下花园公司属于蒙疆政权。

东北为清廷龙兴之地。入关后,由于大量丁口随军入关,东北地区一时出现了地广人稀,田土荒芜的局面。为此,清廷于顺治十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并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宣布开放辽东,奖励官、民招揽、应招

大同煤矿原属晋北矿务局(经营坑:永定庄,1929年开坑;煤裕口,1930年开坑)和晋保公司(经营坑:保晋,1922—1926年开坑)。1936年共产煤542000吨。1937年9月间,日本关东军占领大同后便立即委托满铁来经营。蒙疆政权建立后,1938年2月11日,蒙疆联合委员会与满铁签订协议,正式委托满铁临时经营大同煤矿。同时又与兴中公司缔结销售合同,大同煤炭由兴中公司销售。1940年1月10日,大同煤矿株式会社正式成立,资本金共4000万元,其中满铁出资1000万元,蒙疆政府出资2000万元,华北开发会社出资1000万元。1943年,大同煤矿又进行资本扩充,投资追加到一亿二千万元,其中蒙疆政府6000万元,华北开发会社5000万元,满铁仍为1000万元。大同煤矿会社理事长夏恭、副理事长荒本章,理事郑平甫、前原多助,监事治野英不二、工藤武夫。会社中层的各部部长、次长和处长均为日本人。在大同煤矿日本职员达1559名,包括管理技术人员和武装保安人员。中方人员仅八百余人,主要是技术工人和大小把头,中国劳工最多时达15000人。日本占领大同煤矿后,除继续开采煤裕口、保晋、永定庄三矿外又相继开凿了同家梁、四老沟(保藏坑)、白洞(国宝坑)煤矿,改建了白土窑、胡家湾矿。其后,又陆续在怀仁县鹅毛口北开凿了昭和坑,在大同脱皮村附近开凿了平旺炭矿,在土窑沟开凿了大北沟坑。另外,还将煤矿附近的一些私人小煤窑收归大同矿。所以,煤炭的产量迅速增加,到1938年底,已出煤87万吨,在6月下旬,通过兴中公司将35万吨煤运往日本大阪、神户的重化工业会社和电力会社。在日本占领大同煤矿之前,1936年的煤炭产量是542000吨。在日本占领煤矿后,从1937年10月到12月,逐月的煤炭产量是10169吨、22868吨、37305吨。1938年1至4月的逐月煤产量分别为:39287吨、31527吨、60688吨、72456吨,增长十分迅速。1940年,日本制定了对大同煤矿的庞大开发计划,计划1941年的产量为300万吨、1942年380万吨、1943年为500万吨、1944年为630万吨、1945年为760万吨,并要将其产量的58%运往日本。由此,日本在大同矿进行了掠夺性开采。

然而,随着众多的内地移民进入东北和北部边疆寻求生计,造成了经济、治安、风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此,清廷却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加之东北龙兴之地的特殊性。清廷最终决定限制流民出边,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将所涉及区域内的人口、地域和自然资源进行了封禁。封禁令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暴露出来的问题,但也逐渐成为阻碍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弊政。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清廷以官方的形式对上述地区予以封禁,但自乾隆中叶以后,自发违禁出边的流民络绎不绝,“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面对汹涌的移民浪潮,清廷自身的封禁政策也呈现出一种时禁时弛,摇摆不定的状态,甚至不得不只禁私垦,保留已恳,“已佃者不得逐,未垦者不得招”

所谓掠夺性开采,就是不按采掘规律,乱挖乱采,专拣富矿和易采面开采,而将其他大量煤炭资源丢弃。另外,开采后不进行回填,连掌子面煤柱,大巷道煤壁也开采一空,造成井下事故不断,经常冒顶。为了加紧开采,各巷道不建排水沟,井下积水蔓延。排风设施更不完善,空气污浊。特别是对于广大劳工进行残酷驱使、压榨,矿上的劳工都是被抓或被骗来的,他们每天在井下劳动12个小时以上,吃的是“兴业面”(用高粱、糠、花生皮混合磨成),几十人上百人住一个工棚。1942年,矿工日平均工资为1.58元,矿工个人在矿上日生活费即达1.4元,由于把头以各种理由进行克扣,矿工为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不得不向把头借账,即使有节余,也拿不到现金,只能拿到“购物卷”到把头开设的商店消费。工人生活困苦不堪。为防备工人逃跑,矿井和驻地全部用铁丝网圈起来。由于井下事故不断,加之工人营养缺乏,劳动强度过大,劳工的死亡率极高。1941年的死亡率达12.5%,受伤率达58.1%,在煤矿周围形成了许多“万人坑”,有的劳工生病后还未咽气,就被扔出来。劳工十分凄惨。

2.以西北、北部边疆屯田、屯牧为代表的实边政策

在大同炭矿之外,日本还扩大开发了察南煤田和大青山煤田,察南煤田分布于宣化、涿鹿、蔚县、怀来地区。据日方调查埋藏量有5亿千瓦(热量),属于低沥青度,无黏结性煤炭。由满铁技术员指导开发,日产量300—400吨,大青山煤田分布于固阳、安北、厚和、萨拉齐、包头等地,日本有人估计埋藏量约5亿吨,并发现有的矿层露出地面,便于开采。所以,日本方面期望很高。不过,由于此矿靠近八路军大青山根据地,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该矿一直无法正常生产。

与东北地区的虚边政策相对应的,清代主要在西北地区实行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土地开发政策,对人口的流入也持肯定态度。康熙五十四年,清廷即在西北部和北部逐步推行绿营兵屯田、八旗屯田、流人屯田、民户屯田和维吾尔人屯田,并持续近二百年。乾隆中叶,清廷增设新疆驻防,统筹所费,发现“不但绝无所增,实可减用三分之二。其屯垦自给之粮,既可不糜运费,且将来种地日开,所入倍当充裕”。由此可见,随着屯田政策顺利推行,北疆地区出现了田地日增的喜人局面,同时也有利于该地区的驻防补给和社会稳定。

除铁、煤之外,日本在蒙疆对其他资源也进行掠夺性开发。按照蒙疆政权所制定的《蒙疆矿业法》规定:一切“尚未采掘的矿物(含矿渣及废矿在内)为蒙疆政府所有。”由此,“蒙疆人民或未按蒙疆政府法令成立的法人,不能成为矿业权者。但是,得到蒙疆联合委员会之特别许可者,不在此限。”另外还规定“在同一区域不能设定两种以上矿业。”这实际上是为了确立日本在蒙疆矿业开发中的垄断地位,排挤中方民间矿业的开发活动。日本对于蒙疆地区其他矿业的开发情况如下:

除屯田之外,清廷还在西北和北部边疆的传统牧区,兴建了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绿营牧场等一系列官牧场,我们亦可将之视为边地屯牧的一种形式。自屯牧制度建立后,“清廷军队和皇室宫廷用马,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由此可见,以官牧场为代表的北疆屯牧政策有力地支持了清廷的政治、军事等项活动。

云母矿。云母作为战略物资,日本需要量较大,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从云母的主要产地印度进口已无可能,迫切需要在中国进行开发。大青山地区云母质地优良,日本发现在官村矿区埋藏量约200万吨,在红沙坝矿区埋藏量约200万吨,为此在张家口设立了蒙疆云母公司,在丰镇等地建立工厂,设计第一年的采掘量是1万吨。

清代北疆的边贸繁荣与对俄禁贸

石棉矿。石棉也是日本的急需物资,大青山一带的百彦沟、庙儿沟、后口子、乌拉山、狼山湾等矿埋藏丰富,战前日本即在这一地区进行过调查,发现其品质优良,推定储藏量为68万吨。日本急于开发,但在抗日军民的抵抗下,迟迟无法正常生产。

1.对内边贸

食盐。在内蒙古草原上有许多盐湖,蕴藏量很大,年产量约8千万斤,仅西乌珠穆沁盐湖年产量即达4千万斤。蒙疆食盐每年向“满洲国”出口20万斤。1937年,在张家口建立了蒙盐组合,统一经营管理盐务。

清代北疆地区的对内边贸,所指即其与内地地区的相关贸易。其在清代中前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清廷鉴于明朝北疆治边政策的教训,同时也为了北边安定和巩固满蒙联盟,采取了降低关税、鼓励商业、提倡北疆贸易等手段,大力拓展商路,以满足北疆少数民族各部的物质生活需要。此外,清廷还准许朝贡的北疆各民族使团携带特产,于北京出售,以便就地购买所需物资。这一系列举措,丰富了北疆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推动相关产业及边贸城市迅速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其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

天然碱。天然碱是盐湖中与盐的共生物,主要产地有察漠、巴彦、杭盖盐湖,汉盖旗等地。日本兴中公司早就进行了调查,并开发生产。

2.以俄罗斯为主要对象的对外边贸

此外,日本还对或准备对百灵庙附近的石膏,大青山地区的油页岩、硫磺、石墨、银铅矿等进行开发掠夺。

有清一代,中俄两国的贸易主要经历了进京商队贸易、恰克图贸易以及恰克图至天津陆路贸易三个阶段,其中又以恰克图贸易为北疆对外贸易的主要阶段。

为了加强对战略物资开发和生产管理,蒙疆政权成立了国防资源统制委员会,该会“根据《重要产业统制法》第一条,以实现对石棉、云母、石墨及锰的开发事业进行综合性统制运营,且协力于有关国防资源开发事业的国策之立案及执行为其目的。”其主要工程包括:策划对国防资源的开发、指导探矿和采矿、参与制定国防资源交纳的价格,对开发业者进行整顿、指导和检查。还就经费、资料、技术人员等进行斡旋。

雍正五年九月,中俄两国签订《恰克图条约》。此后,中俄双方的边疆贸易日渐活跃。不久,中俄双方发现恰克图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于是该地成为此后中俄经贸往来的最主要渠道。乾隆五十七年初,中俄双方签订《恰克图市约》,边市贸易由此进入繁盛期。然而,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咸丰八年中俄签订《天津条约》,俄国获得在华自由通商的特权,并享受免税权。恰克图的贸易地位大大降低,从此一蹶不振。

对于蒙疆地区地上的粮食等农业资源日本也制定了严格的统制措施,蒙疆政权将粮食分为军需、特需、准备需和民需等4类,分类进行管理。蒙疆政权颁布的《粮谷管理令》规定要对大麦、小麦、燕麦、莜麦、洋麦、荞麦、黍子、糜子、黄豆、绿豆、黑豆、小豆、豌豆、芸豆、蚕豆、扁豆、菜子、胡麻、蓖麻、麸子、亚麻仁、大米等几乎所有农作物的生产、销售进行统制。蒙疆政府规定:从事粮谷买卖或居间业者,必须经政厅长官、盟长或特别师长的许可。进行大米(专供日本人食用)收买者,只限于经济部长指定者。粮谷的生产者除销售给政府许可的经营者外,不得进行转让与出卖。经过许可的业者所收购的粮谷,除经济部长指定的业者外,不得转让或出卖(小麦以外的粮谷,在经济部长认为必要时,可不在此限)。经济部长得向指定业者命令其向临时物资调整委员会交纳粮谷。收买价格由经济部长规定之。非经经济部长的许可,不得进行粮谷的输出。从事小麦加工者,必须有经济部长的许可。

清代恰克图贸易的发展与繁盛,极大地促进了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对俄国商人而言,对华皮毛贸易可给带来200%-300%的利润。”对清廷而言,布匹、丝绸、茶叶、瓷器、大黄、牛、马等大量销往俄罗斯,在获利丰厚的同时,也推动了本国纺织业、种茶业、茶叶加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此外,恰克图贸易在刺激了众多与之相关的工商业城镇兴起的同时,也为中俄两国人民的密切交往提供了场所和条件。

蒙疆政权对于农业的开发也曾制定了一些政策,在察南政厅的《农业要纲》中就规定:要整备充实兴农机构、培育指导者、开发农业资源、扩充水利、发展林业等。为此要建立农事合作社,实行春耕贷款,改革农地制度(调整飞地),促进农业经营合理化等。但是,这种农业开发,不但需要资金,还需要政府切实组织指导。对于蒙疆政府来说,这些均无法做到,那么为了多收粮食就只有加强对农民的搜刮了。

当然,恰克图边贸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8
世纪中叶,由于沙俄不断侵扰清朝的北方边疆,严重损害了清朝的主权利益。“清朝则以闭关罢市的方式三次中断恰克图贸易(1762-1768、1779-1780、1785-1792)”,沉重打击了沙俄的侵略企图,维持了北部边疆的安宁。

蒙疆政权管理粮食征收的机关是临时物资调整委员会,该会不但是一个行政机关,而且掌有临时物资基金和调整金、补助金等。其掌管事项包括:重要输出入物资收购分配及输出,对主要输出入物资调整金的征收与保管,重要物资价格的制定,对特殊机构的融资。收购粮食的指标是由蒙疆政府下达给各省、盟,由省、盟将指标下达到县、旗,逐级下达,一直到农户。为把农民手中的粮食尽量收上来,成立了粮谷组合部,在各地设支部。根据当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调查,蒙疆政权在粮食管理上“不惟按口计粮,不准私存,且强摊硬派,竭力搜罗。仅萨县沙尔沁等9乡摊米4000担,限期交齐,否则乡闾长均处死刑。一面以贱价强买农民旧存粮食,秋收时又规定每乡设一公共场地,将所割熟禾积存该场,由敌统筹处理没收。并强迫点心铺及饭店一律停止营业至粮食分配,原规定每月每人分配食面7斤半经久重规定每月每人只准吃面6斤。于距城镇10里以内者,每户按人口计只准买一日之粮,30里者准买3日之粮。”1943年9月,丰镇县警察署派员下乡催交公粮,迫令连夜送缴,无力缴纳者被严刑拷打,当地九宫道道士李伍仁等起而抗辩,也被殴打,激起村民公愤,有一千余农民举行暴动,打死翻译官一名。丰镇县派出军警三百余人对农民进行镇压,打死多人,并烧毁民房以泄愤。

三、“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因俗治边政策

当时,每年10月1日是征粮开始日期。9月10日,由经济部,内政部共同发出布告,内容为:“根据政府去年颁布的粮谷管理令和本年度的粮谷需给对策要纲于今年10月1日起开始粮食征集,各商民应深刻理解以下各项并予以协力,如果以惜售、私下交易,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妨害本政策的实行将予以严厉处罚。(一)未得到省、盟长的批准者,不得在疆内收买粮谷,不得向农民或指定业者以外者出售。(二)加工业者受省、盟、市、县的指定担当总务或配给业务,否则禁止加工。(三)对于酿造业者,根据各地区征集粮食的多寡配给原料。(四)收买价格由政府规定。(五)指定业者收买的粮食由物资调整委员会收买。”

清代在治边政策上,一方面保持边疆原住民族的基本利益、分布格局和风俗习惯,另一方面任命清廷所信任的本民族人员负责地方行政。这也是清代巩固统一和控制边疆地区比较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雍正帝所言,对边疆统治要“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清廷根据北疆地区的民族特点和实际状况,施行了五种各具特色的行政管理制度。

在粮食收购中,虽然收购机构必须由政府指定的当地粮店进行,但粮店收购后必须售予作为物资临时调整委员会代行商社的日资商社,所有收购上来的粮食均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在蒙疆的日资商社主要有三菱、三井、大蒙、正华、兼松等5社,这5家商社的收购资金分别由蒙疆银行、实业银行和正金银行提供,融资总额达3000万元。各社在征收地区上亦有分工,具体如下:

八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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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体制在上文的八旗驻防中已有述及。清代的天山南北、内外蒙古以及东北三省的驻防都可划归北部边疆驻防。北部边疆的居民、地理环境、文化各方面与内地各直省存在较大差异,它与清代统治者的特殊关系,使清廷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套与在直省颇有区别的八旗驻防体系。这种区别从体制上说,在于驻防将军为一地最高长官,而不设督抚。从兵制上看,北部边疆的驻防军队与内地的八旗驻防在组织结构、兵员构成,乃至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所收粮食的配给机构,蒙疆政府规定:军需粮谷的纳入由物资调整委员会(由日资商社代行)担当,特殊粮谷的配给由物资调整委员会(粮谷配给审议会)担当。准特需以及民需粮谷规定有固定的配给率,即为保证军需,特需及输出,各省、盟的准特需及民需所占的比例为:宣化省27%,大同省16%,巴盟25%,察盟10%。蒙疆地区粮食的输出一律由日资商社负责,交入北平、华北食粮平衡仓库。

州县制

在蒙疆虽然生产大米,但数量很少。由于日本人喜食大米,为此蒙疆政权发布了《大米收买统制要纲》,垄断大米的生产和销售,专供日本人享用。要纲规定,大米的收买、出售及其价格、等级完全由经济部长规定,在县里大米的指定收买人是农事合作社,没有农事合作社的县由农事协会负责,大米的收购场所原则上在产地的县城,合作社或农协收购的大米交售给临时物资调整委员会,大米收买指定价格是实际价格,大米购买资金由物资调整委员会代行商社下拨。

州县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鉴于北疆地区的特殊情况,清廷采取了多种管理制度,民户州县所占份额反而较小。

马铃薯在蒙疆产量很大,此前并不作为粮食进行统制,为加强控制,蒙疆政府又颁布了《马铃薯收买统制令》,对马铃薯也进行统制。该令规定:马铃薯的买卖除各县粮业公会外不得从事;马铃薯的生产者只能向粮业公会出售,经济部长认为有必要时通过省、盟长命令粮业公会对马铃薯进行收买或保存。

以东北地区为例,州县的设置始于辽沈地区。其时,清廷为扭转入关后东北地区“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的状况,在顺治初年即不断鼓励流民出关垦荒,但收效寥寥。顺治十年,清廷正式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授官例》,厚给奖赏,大获成功。同年,“设辽阳府,附郭辽阳县,改海州为海城县”以管理移住辽东之民户。此后,随着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多,东北地区的州县随之增设,辽东旗民二重体制逐步形成。清廷虽然仍然严禁旗民杂居交产,但实际上民族交融、共同发展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蒙疆地区特别是蒙古族聚居的草原地带牧业资源丰富。当时,有日本人认为:“蒙疆的畜牧资源同矿物资源一样是建立日元经济圈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据调查该地区1936年的畜牧业统计数字为:

姓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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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滨海和库页岛等边疆地区居住着鄂伦春、费雅喀、赫哲、奇勒尔、恰克拉、库页等少数民族,清廷将其统称为‘吉林边民’”。在清代中前期,部分吉林边民以新满洲的形式加入八旗。其余未能编入八旗的吉林边民,清廷采用了编户贡貂的方式加强管理。为此,清廷在编户边民中“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将其隶属于吉林将军。自清初至乾隆十五年,共编得吉林边民贡貂户2398户,分为56姓,分布在252个村屯中
。姓长、乡长、穿袍人以及白丁构成了固定的社会等级。姓长、乡长等主要负责办理进贡貂皮、征发差役、管理当地民政以及等职责。

畜牧业的主要产品是羊毛及皮革,日本将其视为战略物资。特别是羊毛,对于日本贸易平衡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日本每年要从澳洲购买两亿日元的羊毛,而日本对澳洲的出口只有7千万日元,为此,日本要支付1亿7千万日元。日本认为,如果能够从满洲、华北、内蒙进口相当于这些差额资金一半的羊毛,日本的贸易就会得到改善,就能一举成为输出国。1937年11月,日军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提出羊毛工业原料在国防、产业上的重要性,要对羊毛及其相关产业进行一元化统制,认为这对于日、满和华北经济圈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丧失欧美市场,更加扩大了对于蒙疆地区皮毛的依赖。当时,日本的三井、三菱、钟纺、日毛、兼松、满蒙毛织、满蒙畜产和大蒙公司等八大公司取得对于皮毛的完全垄断。在“卢沟桥事变”前,蒙疆地区每年输出的羊毛及骆驼毛有3500万斤至4000万斤,而输出的皮革数量则更大,因为这里是整个西北地区的皮货集散地。仅以包头地区为例,该地区1936年集散的皮货数量为:

伯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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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原为突厥汗国官号,后演变成为一些操突厥语民族的传统官制。清代西北维吾尔族的特权者、贵族或行政长官也延用了这一称呼。乾隆二十四年,清廷为削弱南疆分裂势力的根基,废除了伯克的世袭制度
。各地伯克均由清廷在当地的官员提名,交由朝廷批准任命。乾隆二十六年,清廷“照各边省土司之例。给与印记”。但此时南疆各城伯克的权威已大为削弱,考核、升迁、任免之权完全收归中央,从而有效遏制了分裂势力,确保南疆地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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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旗制

日本占领蒙疆后在蒙疆政权设立畜产部管理畜产和草原事务,畜产贸易则为大蒙公司和满洲畜产株式会社垄断。大蒙公司建立于1935年,由关东军和大仓财阀合作建成,专门从事蒙疆地区的畜产和鸦片贸易,曾筹备物资支持关东军发动绥远事变。1937年,大蒙公司交易的皮货中羊皮达80000张,牛5000张,另有牛500头,羊5000头。满洲畜产株式会社在张家口设有出张所,专为日本在“满洲国”移民和“维持治安”而购置马匹。1939年,“满洲国”需要的7000头马全部由该公司购入。其后日本又建立了蒙疆畜产株式会社。

盟旗制,又称“札萨克制度”。早在天聪九年,清廷即根据八旗蒙古的组织原则,对归附的蒙古部落按其原有社会制度编设旗分。此后,随着后金、清实力的逐步扩充,该制度也逐步施行于北疆少数民族。至乾隆三十六年,札萨克旗计有内蒙古49旗、外蒙古86旗、青海29旗、科布多19旗、新疆13旗、阿拉善及额济纳2旗,合计198旗

为了垄断蒙疆的畜产贸易,满足日本需求,1938年10月28日,蒙疆联合委员会颁布了《毛皮类运出取缔令》,规定凡从蒙疆境内运出毛皮类货物时,必须经过蒙疆银行向蒙疆政府提出申请,由政府批准,发放许可书后使得放行。申请书中须写明毛皮数量、价格、购买地及目的地等。违反者将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又2000元罚金。蒙疆政权的垄断措施导致了该地区原有的皮毛商大量破产。蒙疆政权还把各皮毛商组成蒙疆羊毛同业会由日本人仓知四郎为会长,从行业上加以控制。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建立蒙疆政权,并不是为了帮助德王等实现蒙古建国,而是从日本的战略利益出发建立所谓的“防共回廊”。但是,随着日本对外战争的扩大,日本又将蒙疆地区作为主要的资源掠夺基地。这样,日本在蒙疆的经济政策也就经历了从建设、开发向统制、掠夺的转变。

1.蒙古地区的盟旗制

【注】文章刊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旗”既是蒙古地区的基层政权组织,又是社会和军事组织。每旗由清廷任命本旗上层王公一人任“札萨克”。札萨克是本旗土地与人民拥有者,总管全本旗的行政、军事、刑法、赋税等事务。作为一旗之长的札萨克可以世袭,在处理本旗事务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其前提是必须服从理藩院的各项政令。

责编:李骁勇

“旗”之上为“盟”,一般由数旗组成,盟长亦由理藩院任命。但“盟”却不是行政机构,盟长不具有向所属各旗发布命令的权利,而是只对各旗政务有监督之权。“盟”有固定的会盟日期和地点,以解决各旗内部及之间的矛盾。札萨克制度与会盟制度相结合,方才形成了完整的盟旗制度。

声 明

2.新疆地区的盟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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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最早的盟旗制度,始于清廷在哈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中实行的札萨克旗制。其性质与蒙古札萨克旗一样,其组织形式也是按蒙古札萨克旗官制设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维吾尔族原有伯克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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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的蒙古盟旗制,始于乾隆三十六年。其时,土尔扈特部回归,清廷将其部众划为13个旗和5个盟。

四、“因其教不易其俗”的宗教政策

在清代,天山北路和北疆地区的广大蒙古民众主要信奉藏传佛教,而天山南路的各民族则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在北疆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社会势力。此外,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边疆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清代统治者要想维持北部边疆的稳定,必须妥善处理宗教问题。

册封活佛,分掌教权

鉴于清代蒙古民族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清代统治者认为,要保持北疆地区安定的一个关键举措就是利用藏传佛教。

实际上,早在顺治九年,清廷就册封五世达赖为“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二年,清廷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对两位政教领袖优礼有加,从此确立了历代班禅和达赖都必须经过清廷册封的制度。

在大漠南北,清廷又先后于康熙三十二年和康熙五十年分别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掌管漠北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事务;册封章嘉呼图克图为“大国师”,总领内蒙古藏传佛教事务。至此,藏传佛教四大喇嘛分掌四地,分主教权的局面最终形成。

从官方角度大力倡导藏传佛教

在册封活佛的同时,清廷还从官方角度,大力倡导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的传播,甚至以帝王之尊,研习佛教经典。如在归化城、承德避暑山庄等地广建寺庙,优待喇嘛僧众。内外蒙古地区的各盟旗建立的喇嘛庙,多则十余座,少则数座,总数以千计。而寺庙中的喇嘛,也随着寺庙的增加,人数不断增多。此外,清廷还规定,一般寺庙中的喇嘛钱粮均由清廷供给,免除喇嘛的赋税、兵役、差役。

清廷优礼黄教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社会安定及清代在北疆地区统治的巩固。正如礼亲王昭梿所说:“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祇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而乾隆帝自己也承认清廷提倡黄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安众蒙古”。

尊崇、保护伊斯兰教

对于回疆地区的伊斯兰教问题,早在康熙帝时期就曾明言:“如尔等虽招抚回子,曾灭其教,亦能令其皈依佛法、跪拜喇嘛否?今天下太平之时,惟令各行其道,若强之使合,断不可行。”因此,在平定回疆后,清廷对天山以南地区的伊斯兰教建筑和上层人物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尊崇和保护,更未强迫该地伊斯兰教徒改信藏传佛教。

五、清代中前期北疆治边政策的影响

积极方面

1.促进多民族国家形成与民族交融

在清代中前期的二百余年中,清廷将中国传统治边思想与本民族及帝国边疆实际情况相结合,推陈出新了一系列较为周密的治边政策。单就北部边疆而言,清代设立了管理边疆事务的中央专门机构——理藩院,并因地立法,先后颁布了适合北疆地区的三大则例。在宗教问题上,则一改以往中原王朝“夷夏大防”“夷不乱华”的弊政,对以黄教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及伊斯兰教恩礼备至,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交融。

2.抵御侵略,维护统一

清廷通过对北疆驻防制度、卡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较为全面的陆路防御体系,且在对内平定准噶尔部、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对外抵御沙俄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在北疆行政体制方面,清廷因地制宜,因俗施政,先后建立了八旗制、州县制、伯克制、姓长制、盟旗制五种特色管理方式。在最大程度照顾边疆各民族传统习惯和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将原有之部落贵族的特权收归中央,有效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4.边疆开发,推动社会发展

以北疆屯田、屯牧为代表的实边政策,以及对内、对外边疆贸易的蓬勃发展,在改善当地各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提高北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有效刺激了内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道路交通、市集城镇的发展,可谓卓有成效。

消极方面

1.滥用武力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面对怙恶不悛的民族分裂势力,清廷被迫付诸武力,这对实现国家统一,维护边疆安宁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即以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为例,从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双方正式交战,延绵至乾隆二十二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准部覆灭,断续长达67年。在某些情况下,清军采用了较为残酷的战争手段,甚至超出了一般战争的范畴,致使西北边疆的蒙古民众遭到了严重摧残。

2.民族隔离与地域封禁

清廷在北疆治边政策的实行过程中,存在着过度求稳,甚至为此放弃边疆开发的弊政。如清代统治者虽曾多次宣扬“天下一家”,但民族之畛域仍存。清朝统治者在自我提倡“国语骑射”“满汉不婚”的基础上,同时禁止蒙汉两族通婚,且限制蒙古族接触、学习汉文化,禁止漠南与漠北、漠西蒙古的交往。在新疆南部,清廷同样推行汉回隔离政策,监督商民进入回疆经商,限制汉人进入回疆垦殖,汉回必须分居,且严禁通婚。

此外,清廷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人为采取以蒙古、东北地区为对象的封禁政策,极大影响了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开发。

3.阶级压迫与落后的宗教因素

相较于边疆地区而言,清代本部的发展水平无疑是先进的,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引领世界潮流之先的,但是其仍旧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北疆地区亦无法跳出这一历史局限。更为严重的是,在清廷某些不合时宜边疆政策的管制下,人身束缚、奴隶制度仍然存在。在清廷的扶持下,藏传佛教泛滥于北疆地区,大批人口脱离生产,大量土地成为庙产,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清代中前期,清廷虽然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北疆发展的政策,但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并未能得到清廷的有效指导和充分支持。很多地区是在冲破严格的封禁阻拦后,近乎自发所形成的发展局面。此一阶段边疆政策的最大失误在于片面追求社会稳定而牺牲了社会发展,以致最终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所以,当鸦片战争后列强用大炮轰击中国的大门时,清廷的边疆政策仍是墨守成规,它的破产的便已不可避免。尽管清代中前期的北疆治边政策有着种种历史局限,但它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消除民族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有着重要现实借鉴意义的。

文章原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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