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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卡 博尔赫斯文集 博尔赫斯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犹太人,是阿根廷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被誉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博尔赫斯曾在剑桥大学学习,精通英、法、德等多种文字,代表作有《老虎的金黄》、《小径分岔的花园》等;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是他的三大创作成果,各有特色,人们说“他的散文读起来像小说;他的小说是诗;他的诗歌又往往使人觉得像散文。”人物生平
早年图片 1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1899年8月24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书香门第之家,从小沉浸在西班牙文和英文的环境中。
1901年,博尔赫斯全家从图库曼大街840号外祖父家迁到首都北部的巴勒莫区塞拉诺大街(现改名为博尔赫斯大街)2135/47号的一幢高大宽敞、带有花园的两层楼房,作家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父亲在这幢舒适的楼房里专辟了一间图书室,内藏大量的珍贵文学名著,博尔赫斯得以从祖母和英籍女教师那里听读欣赏,未几便自行埋首涉猎,乐此不疲。
博尔赫斯受家庭熏陶,自幼热爱读书写作,很小就显露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和文学才华。
7岁时,他用英文缩写了一篇希腊神话,8岁,根据《堂吉诃德》,用西班牙文写了一篇叫做《致命的护眼罩》的故事,译文,署名豪尔赫·博尔赫斯,其译笔成熟,竟被认为出自其父的手笔。9岁的时候,他进入正式的学堂,直接读4年级,开始系统地学习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古典文学。
成长
1914年,父亲因眼疾几乎完全失明,决定退休,所以豪尔赫·路易斯随全家赴欧洲,遍游英、法之后,定居瑞士日内瓦。博尔赫斯正式上中学,攻读法、德、拉丁等诸多语文。凭借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好学的博尔赫斯如虎添翼,如饥似渴地浏览世界名著。他读都德、左拉、莫泊桑、雨果、福楼拜,读托马斯·卡莱尔、切斯特曼、斯蒂文森、吉卜林、托马斯·德·昆西,读爱伦·坡、沃尔特·惠特曼,读海涅、梅林克、叔本华、尼采……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1919年到1920年随全家移居西班牙,在此期间同一些极端主义派的青年作家交往,发生共鸣,同办文学期刊,积极撰稿,创作了歌颂十月革命的组诗《红色的旋律》以及短篇小说集《赌徒的纸牌》;但博尔赫斯自谦地认为这些只是试验之作,尚欠火候,未予发表。
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博尔赫斯仿佛受命运的驱使,来到他心中的天堂——图书馆,并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历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各公共图书馆的职员和馆长,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办杂志,讲学等活动。
辉煌时期
1923年,正式出版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1922年曾先行自费出版)以及后来面世的两首诗集《面前的月亮》和《圣马丁札记》形式自由、平易、清新、澄清,而且热情洋溢,博尔赫斯作为诗人登上文坛,崭露头角。
1946至1955年,庇隆执政期间,他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职务,被侮辱性地勒令去当市场家禽检查员。为维护人格和尊严,他不畏强权。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以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广泛声援。
1950年,由于众多作家的拥戴,博尔赫斯当选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这等于是给庇隆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
庇隆下台后,1955年10月17日,他被起用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同时,还兼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英国文学教授;六十年代,曾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等学校讲学。
不幸的是,他当时因严重的眼疾双目已近乎失明。他自嘲他说:“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但失明并没有夺去博尔赫斯的艺术生命,在母亲和友人的帮助下,他以无穷的毅力继续创作,并修订和整理出版了一些早期作品。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应邀前往欧美大学讲学。这个时期主要作品有:《迷宫》、《布罗迪报告》、《沙之书》,《老虎的金黄》。
晚年
博尔赫斯带着四重身份,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岸,开始其漂洋过海的短暂生涯。
博尔赫斯一生读书写作,堪称得心应手,晚年双目失明,仍以口授的方式继续创作,成就惊人,然而,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他长期独身,由母亲照料生活,直至68岁才与孀居的埃尔萨·阿斯泰特·米连结婚,3年后即离异。
母亲辞世后,他终于认定追随他多年的日裔女秘书玛丽亚·儿玉为终身伴侣,他们1986年4月26日在日内瓦结婚,宣布她为他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以便保管、整理和出版他的作品。同年6月14日,一代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终因肝癌医治无效,在日内瓦逝世。博尔赫斯代表作图片 2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的代表作为《老虎的金黄》、《小径分岔的花园》等。
《老虎的金黄》为阿根廷现代诗歌,作者博尔赫斯。该诗采用借景抒情的手法,由“孟加拉虎”、“宙斯的指环”、“原始的金黄”三个喻体引出最终的本体“夕阳”,同时作者借“夕阳”象征人生的暮年,由景入情,表达对人生暮年的看法。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说过:“在诗人的作品中,不仅其最优秀的部分,而且其独特的部分,都可能是已故的诗人他的先辈们所强烈显示出其永垂不朽的部分。我指的不是易受影响的青年期,而是指完全成熟的时期。”
《交叉小径的花园》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创作的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中国人。它讲述了一战期间在英国为德国当间谍的主人公余准在同伴被捕、自己被追杀的情况下,为了把重要情报告知德国上司,而不惜杀死汉学家艾伯特的经过。故事的讲述又以余准被捕后狱中供词的方式展开,且以欧洲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的推迟为切入点,引人入胜。博尔赫斯的诗
博尔赫斯的诗有:《红色的旋律》《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另一个,同一个》《铁币》《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夜晚的故事》《老虎的金黄》等。
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是博尔赫斯三大创作成果,而且各有千秋,相互辉映。有一种很生动的说法是:“他的散文读起来像小说;他的小说是诗;他的诗歌又往往使人觉得像散文。沟通三者的桥梁是他的思想。”
他是与帕斯、聂鲁达齐名的拉美三大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语言质朴,风格纯净,意境悠远。博尔赫斯的文体很特别,他的小说写的很像诗歌又很像散文,帕斯说博尔赫斯的文体几乎是三位一体,这样一种特殊的文体,是独一无二的。博尔赫斯的名言
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使他觉得遥远的不是时间长,而是两三件不可挽回的事。
房子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孤寂。
在那做梦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
死亡是活过的生命,生活是在路上的死亡。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知道某些幸福只是偶然的机遇会减少幸福的魅力。
我觉得地狱和天堂都太过分了。人们的行为不值得那么多。
我的故事从布宜诺斯埃利斯开始,对我而言它像水和空气一样永恒。人物评价图片 3博尔赫斯
半个多世纪以来,贴在博尔赫斯身上的标签也非常多:极端派、先锋派、超现实主义、幻想文学、神秘主义、玄学派、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标签似乎都呈现了他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或一个阶段。
然而,“作家们的作家”,这是人们对博尔赫斯的至高评价。越来越多的当代评论家——无论是文学教授,还是翁贝托·艾柯这样的文化批评家——均已认定,博尔赫斯独特而怪异地预言了万维网的存在。萨松·亨利女士乃美国海军学院语言研究系的副教授,她形容博尔赫斯“来自旧世界,却有着未来派的眼界”。库切曾经评价道:他,甚于任何其他人,大大创新了小说的语言,为整整一代伟大的拉美小说家开创了道路。
秘鲁-西班牙作家略萨说:“博尔赫斯不仅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巨匠,而且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创造大师。正是因为博尔赫斯,我们拉丁美洲文学才赢来了国际声誉。他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把小说和散文推向了一个极为崇高的境界。”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说:“博尔赫斯非常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他写的作品都很短小,也很精彩,涉及历史、哲学、人文等许多方面,我当然受过他的影响。不过,我不觉得我的作品和他相似。”另一个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说:“如果有哪一位同时代人在文学上称得起不朽,那个人必定是博尔赫斯。他是他那个时代和文化的产物,但是他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知道如何超越他的时代和文化。他是最透明的也是最有艺术性的作家。对于其他作家来说,他一直是一种很好的资源。”

雷卡巴伦躺在小床上半睁眼睛,看到倾斜的芦苇编的天花板。另一间屋子里传来吉他的弹拨声,仿佛是拙劣透顶的迷宫,音符无休无止地纠缠在一起然后又解开……他点点滴滴地回想起现实,回想起再也不能改变的日常事物。他并不惋惜地瞅着自己大而无用的躯体和裹在腿上的粗羊毛斗篷。窗户栏杆外面延伸着下午的平原;他睡了一觉,但天空仍旧很亮。他伸出左臂摸索,拿到了小床脚旁的青铜铃铛。他摇了一两下;门那边仍旧传来平淡的吉他声。弹奏的是一个黑人,一晚以歌手的身份出现,同另一个外地人比赛对歌。败下后,他仍然常来杂货铺,仿佛在等人似的。他拨弄着吉他消磨时光,可是不再唱了;也许对歌失败使他泄了气。街坊上已经习惯于那个不招惹是非的人。雷卡巴伦是杂货铺老板,他忘不了那次对歌的事;因为第二天他搬动几大捆马黛茶时,身体右侧突然动弹不得,话也不会说了。我们往往为小说人物的不幸一掬同情之泪,结果我们自己的不幸更伤心;然而倒霉的雷卡巴伦却不自怨自艾,他像以前忍受美洲的严峻和孤寂那样忍受了半身不遂的事实。他像动物一样只顾目前,现在他瞅着天空,心想月亮的红晕预示着要下雨了。一个带印第安人特征的小孩半推开门。雷卡巴伦的眼神问他有没有主顾。小孩心领神会,打手势告诉他没有:那个黑人不算数。躺在床上的人独自待着;他用左手抚弄着铃铛,仿佛在施什么法力。夕阳下面的平原有点虚幻,像是梦中所见。地平线上有个黑点起伏波动,越来越大,原来是个骑手,朝杂货铺,或者像是朝杂货铺跑来。雷卡巴伦看到帽子、深色的长斗篷、白花黑马,但是看不清骑手的脸。他终于减慢速度,让马小跑着来近。在一百六七十公尺远的地方拐了弯。雷卡巴伦看不见他了,只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他下了马,把马拴在柱子上,稳步走进杂货铺。黑人似乎在吉他上寻找什么,没有抬眼,从容不迫地说:”先生,我早知道你靠得住会来的。”对方却粗声粗气地回答:”我知道你也靠得住,黑家伙。我让你等了几天,可是我现在来了。”静默了片刻。黑人终于说:”我等惯了。我等了七年。”对方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我七年多没有见到我的孩子们。那天我找到他们,我不愿意显得像是整天玩刀子的人。””我能理解,”黑人说。”你离开他们时,他们都好吧。”外地人坐在柜台前,快活地笑了。他要了一杯白酒,尝了一口,没有喝光。”我给了他们一些好的劝告,”他说。”劝告永远不会是多余的,并且不用花钱。除了别的事情外,我对他们说,人不该互相残杀。”黑人拨了一下吉他,然后回答:”你做得对。这一来他们不会学我们的样了。””至少不会学我的样,”外地人回道。接着他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补充说:”我的命运要我杀人,如今再一次把刀交到我手里。”黑人似乎没有听到,自顾自说:”秋天一到,白天越来越短了。””剩下的光线对我足够,”对方说着站了起来。他在黑人面前站停,好像有点疲倦:”让吉他安静一会,今天等着你的是另一种对歌。”两人朝门口走去。黑人出门时喃喃说:”这次我对歌也许和上次一样糟。”对方认真地回道:”上次你并不糟。问题是你急于参加第二次对歌。”他们并排走着,离开房屋有一段距离了。平原上到处一样,月光皎洁。他们突然站住,对瞅着,外地人解下马刺。两人都把斗篷卷在前臂上,黑人说:”我们交手之前,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在这次格斗中拿出所有的勇气和奸计,正如七年前你杀我弟弟的那次一样。”在他们的对话中,马丁·菲耶罗也许是第一次听到了仇恨的口气。他像挨了一鞭子似的,在血液里感到了。两人开始恶斗,锋利的刀刃闪电似的划去,在黑人脸上拉了一个口子。傍晚有一个时刻,平原仿佛有话要说;它从没有说过,或许地老天荒一直在诉说而我们听不懂,或许我们听懂了,不过像音乐一样无法解释……雷卡巴伦躺在小床上看到了结局。一次冲击,黑人后退几步,没有站稳,佯装朝对方脸上剁去,手腕一转却直刺过去,捅进对方肚子。然后又是一下,杂货铺老板没有看清,菲耶罗没有起来。黑人一动不动,似乎守着他痛苦的垂死挣扎。他在草地上擦净那把染血的尖刀,缓缓向房屋走来,没有回头张望。他完成了报仇的任务,现在谁都不是了。说得更确切一些,他成了另一个人:他杀了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他容身之地。

他把出鞘的格拉姆剑放在床上两人中问。《沃尔松萨伽》,27我的故事一定忠于事实,或者至少忠于我个人记忆所及的事实,两者相去无几。事情是前不久发生的,但是我知道舞文弄墨的人喜欢添枝加叶、烘托渲染。我想谈的是我在约克市和乌尔里卡(我不知道她姓什么,也许再也不会知道了)邂逅相遇的经过。时间只包括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我原可以无伤大雅地说,我是在约克市的五修女院初次见到她的(那里的彩色玻璃拼镶的长窗气象万千,连克伦威尔时代反对圣像崇拜的人都妥为保护),但事实是我们是在城外的北方旅店的小厅里相识的。当时人不多,她背朝着我。有人端一杯酒给她,她谢绝了。”我拥护女权运动,”她说。”我不想模仿男人。男人的烟酒叫我讨厌。”她想用这句话表现自己的机敏,我猜决不是第一次这么说。后来我明白她并不是那样的人,不过我们并不是永远言如其人的。她说她去参观博物馆时已过了开馆时间,但馆里的人听说她是挪威人,还是放她进去了。在座有一个人说:”约克市并不是第一次有挪威人。””一点不错,”她说。”英格兰本来是我们的,后来丧失了,如果说人们能有什么而又能丧失的话。”那时候,我才注意打量她。威廉·布莱克有一句诗谈到婉顺如银、火炽如金的少女,但是乌尔里卡身上却有婉顺的金。她身材高挑轻盈,冰肌玉骨,眼睛浅灰色。除了容貌之外,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那种恬静而神秘的气质。她动辄嫣然一笑,但笑容却使她更显得冷漠。她一身着黑,这在北部地区比较罕见,因为那里的人总喜欢用鲜艳的颜色给灰暗的环境增添一些欢快。她说的英语清晰准确,稍稍加重了卷舌音。我不善于观察;这些细节是逐渐发现的。有人给我们作了介绍。我告诉她,我是波哥大安第斯大学的教授。还说我是哥伦比亚人。她沉思地问我:”作为哥伦比亚人是什么含义?””我不知道,”我说。”那是证明文件的问题。””正如我是挪威人一样,”她同意说。那晚还说什么,我记不清了。第二天,我很早就下楼去餐厅。夜里下过雪,窗外白茫茫的一片,荒山野岭全给盖没。餐厅里没有别人。乌尔里卡招呼我和她同桌坐。她说她喜欢一个人出去散步。我记起叔本华一句开玩笑的话,搭腔说:”我也是这样。我们不妨一起出去走走。”我们踩着新雪,离开了旅店。外面阒无一人。我提出到河下游的雷神门去,有几英里路。我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乌尔里卡;除了她,我不希望同任何人在一起。我突然听到远处有狼嗥叫。我生平没有听过狼嚎,但是我知道那是狼。乌尔里卡却若无其事。过一会儿,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昨天在约克礼拜堂看到的几把破剑,比奥斯陆博物馆里的大船更使我激动。”我们的路线是错开的。乌尔里卡当天下午去伦敦;我去爱丁堡。”德·昆西在伦敦的茫茫人海寻找他的安娜,”乌尔里卡对我说。”我将在牛津街重循他的脚步。””德·昆西停止了寻找,”我回说。”我却无休无止,寻找到如今。””也许你已经找到她了,”她低声说。我福至心灵,知道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对我来说并不受到禁止,我便吻了她的嘴和眼睛。她温柔而坚定地推开我,然后痛快地说:”到了雷神门的客栈我就随你摆布。现在我请求你别碰我。还是这样好。”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独身男人,应许的情爱是已经不存奢望的礼物。这一奇迹当然有权利提出条件。我想起自己在波帕扬的青年时期和得克萨斯一个姑娘,她像乌尔里卡一样白皙苗条,不过拒绝了我的爱情。我没有自讨没趣问她是不是爱我。我知道自己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次艳遇对我也许是最后一次,对那个光彩照人的、易卜生的坚定信徒却是许多次中间的一次罢了。我们手挽手继续走去。”这一切像是梦,”我说。”而我从不梦想。””就像神话里的那个国王,”乌尔里卡说。”他在巫师使他睡在猪圈里之前也不做梦。”过一会儿,她又说:”仔细听。一只鸟快叫了。”不久我们果然听到了鸟叫。”这一带的人,”我说,”认为快死的人能未卜先知。””那我就是快死的人,”她回说。我吃惊地瞅着她。”我们穿树林抄近路吧,”我催促她。”可以快一点到雷神门。””树林里太危险,”她说。我们还是在荒原上行走。”我希望这一时刻能永远持续下去,”我喃喃地说。”永远这个词是不准男人们说的,”乌尔里卡十分肯定地说。为了冲淡强调的语气,她请我把名字再说一遍,因为第一次没有听清楚。”哈维尔·奥塔罗拉,”我告诉她。她试着说一遍,可是不成。我念乌尔里卡这个名字也念不好。”我还是管你叫西古尔德吧,”她微微一笑说。”行,我就是西古尔德,”我答道。”那你是布伦希尔特。”她放慢了脚步。”你知道那个萨伽的故事吗?”我问道。”当然啦,”她说。”一个悲惨的故事,后来被德国人用他们的尼贝龙根人的传说搞糟了。”我不想争辩,回说:”布伦希尔特,你走路的样子像是在床上放一把剑挡开西古尔德。”我们突然发现客栈已在面前。它同另一家旅店一样也叫北方旅店,并不使我感到意外。乌尔里卡在楼梯高处朝我嚷道:”你不是听到了狼嚎吗?英国早已没有狼了。快点上来。”我到了楼上,发现墙上按威廉·莫理斯风格糊了深红色的壁纸,有水果和禽鸟交织的图案。乌尔里卡先进了房间。房间幽暗低矮,屋顶是人字形的,向两边倾斜。期待中的床铺反映在一面模糊的镜子里,抛光的桃花心本使我想起《圣经》里的镜子。乌尔里卡已经脱掉衣服。她呼唤我的真名字,哈维尔。我觉得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家具和镜子都不复存在。我们两人中间没有钢剑相隔。时间像沙漏里的沙粒那样流逝。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

《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有人说,这个故事是纳尔逊兄弟的老二,爱德华多,替老大克里斯蒂安守灵时说的。克里斯蒂安于一八九几年在莫隆区寿终正寝。揆乎情理,这种说法不太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落寞的漫漫长夜,守灵的人们一面喝马黛茶,一面闲聊,有谁听到这件事,告诉了圣地亚哥·达波维,达波维又告诉了我。几年后,在故事发生的地点图尔德拉,又有人对我谈起,这次更为详细,除了一些难免的细小差别和走样外,大体上同圣地亚哥说的一致。我现在把它写下来,因为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认为这个故事是旧时城郊平民性格的一个悲剧性的缩影。我尽量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我也预先看到自己不免会做一些文学加工,某些小地方会加以强调或增添。图尔德拉的人称他们为尼尔森兄弟。教区神甫告诉我,他的前任有次不无诧异地说起,曾经在他们家里见到一部破旧的《圣经》,黑色的封皮,花体字印刷;最后几张白页上有手写的家庭成员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但已模糊不清。那是纳尔逊一家绝无仅有的一本书。也是他们家多灾多难的编年史,到头来终将湮没无闻。他们住的是一座没有粉刷的砖房,如今已不在了,从门厅那儿可以望见两个院于:一个是红色细砖铺地,另一个则是泥地。很少有人去他们家;尼尔森兄弟落落寡合,不同别人交往。家徒四壁的房间里只有两张帆布床;他们的贵重物品是马匹、鞍辔、短刃匕首、星期六穿的漂亮衣服和惹是生非的烧酒。据我所知,他们身材高大,一头红发。这两个土生土长的白种人可能有丹麦或爱尔兰血统,只是从没有听人说起。街坊们像怕红党似的怕他们;说他们有人命案子也并非无中生有。有一次,兄弟两人和警察干了一架。据说老二和胡安·伊贝拉也打过架,并且没有吃亏,对于知道伊贝拉厉害的人,这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赶过牲口,套过大车,盗过马,一度还靠赌博为生。他们的吝啬出了名,唯有喝酒和赌钱的时候才慷慨一些。没听说他们有什么亲戚,也不清楚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有一辆大车和两头拉车的牛。他们是亲兄弟,和逃亡到地中海海岸的亡命徒之间的结盟关系不同。这一点,加上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铁板一块的关系。你得罪其中一个就会招来两个仇敌。尼尔森固然无赖,但长期以来他们的艳事只限于偷鸡摸狗或逛逛妓院。因此,当克里斯蒂安把胡利安娜·布尔戈斯带回家同居时,引起了不少议论。这一来,他固然赚了一个女佣,但同样确切的是他送给她许多俗不可耐的、不值钱的插戴,还带她到娱乐聚会上招摇。那年头,在大杂院里举行的寒酸的聚会上,跳舞时的灯光很亮,不准身体剧烈扭动,贴得太紧。胡利安娜皮肤黝黑,眼睛细长,有谁瞅她一眼,她就嫣然一笑。在贫民区,妇女们由于劳累和不事修饰容易见老,胡利安娜算是好看的。爱德华多起初陪着他们。后来去了阿雷西费斯一次干什么买卖;回家时带了一个姑娘,是路上找来的,没过几天,又把她轰了出去。他变得更加阴沉;一个人在杂货铺里喝得酩酊大醉,谁都不答理。他爱上了克里斯蒂安的女人。街坊们或许比他本人知道得更早,幸灾乐祸地看到了两兄弟争风吃醋的潜在危机。一天,爱德华多很晚才从街上回家,看到克里斯蒂安的黑马拴在木桩上。老大穿着他那身最体面的衣服在院子里等他。女人捧着马黛茶罐进进出出。克里斯蒂安对爱德华多说:”我要到法里亚斯那儿去玩。胡利安娜就留给你啦;如果你喜欢她,你就派她用场吧。”他的口气像是命令,但很诚恳。爱德华多愣愣地瞅了他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克里斯蒂安站起身,向爱德华多告了别,跨上马,不慌不忙地小跑着离去,他没有和胡利安娜打招呼,只把她当做一件物品。从那晚开始,哥俩就分享那个女人。那种肮脏的苟合同本地正派规矩格格不入,谁都不想了解细节。开头几个星期相安无事,但长此下去毕竟不是办法。兄弟之间根本不提胡利安娜,连叫她时都不称呼名字。但两人存心找茬,老是闹些矛盾。表面上仿佛是争论卖皮革,实际谈的是另一回事。争吵时,克里斯蒂安嗓门总是很高,爱德华多则一声不吭。他们互相隐瞒,只是不自知而已。在冷漠的郊区,女人除了满足男人的性欲,供他占有之外,根本不在他眼里,不值得一提,但是他们两个都爱上了那个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使他们感到丢人。一天下午,爱德华多在洛马斯广场碰到胡安·伊贝拉,伊贝拉祝贺他弄到一个漂亮娘儿们。我想,就是那次爱德华多狠狠地接了他。以后谁都不敢在爱德华多面前取笑克里斯蒂安。胡利安娜百依百顺地伺候兄弟两人;但无法掩饰她对老二更有好感,老二没有拒绝介入,可是也没有让她动感情。一天,哥俩吩咐胡利安娜搬两把椅子放在红砖地的院子里,然后躲开,因为他们有事商谈。她估计这次谈话时间不会短,便去午睡,可是没多久就给唤醒。他们叫她把她所有的衣物塞在一个包里,别忘了她母亲留下的一串玻璃念珠和一个小十字架。他们不作任何解释,只叫她坐上大车,三个人默不作声地上了路。前些时下过雨;道路泥泞累人,他们到达莫隆时已是清晨五点。她被卖给那里一家妓院的老鸨。交易事先已经谈妥;克里斯蒂安收了钱,两人分了。在那以前,尼尔森兄弟一直陷在那场荒唐爱情的乱麻里,回到图尔德拉以后,他们希望恢复他们先前那种男子汉的生活。他们回到了赌博、斗鸡场和偶尔的斗殴之中。有时候他们也许自以为摆脱了烦恼,但是两人常常找一些站不住脚的,或者过分充足的理由,分别外出。快过年时,老二说要去首都办些事。克里斯蒂安便直奔莫隆;在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座房屋前面的木桩那儿,他认出了爱德华多的花马。他进了屋;发现另一个也在里面,排队等候。克里斯蒂安对他说:”长此下去,我们的马会累垮的,不如把她留在身边。”他找老鸨商量,从腰包里掏出一些钱币,把胡利安娜弄了出来。胡利安娜和克里斯蒂安同骑一匹马;爱德华多不愿多看,用马刺猛踢他的花马。他们又回到以前的状况。那个丢人的解决办法行之无效;哥俩都经不住诱惑,干了欺骗的勾当。该隐的幽灵在游荡——但是尼尔森兄弟之间的感情深厚无比——有谁说得清他们共同经历过的艰难危险!——他们宁愿把激怒发泄在别人头上。发泄在一个陌生人,在狗,在替他们带来不和的胡利安娜身上。3月份快完了,懊热仍没有消退。一个星期日,爱德华多从杂货铺回家,看见克里斯蒂安在套牛车。克里斯蒂安对他说:”来吧,该去帕尔多卖几张皮子;我已经装了车,我们趁晚上凉快上路吧。”帕尔多集市在南面;他们走的却是车队路;不久又拐上一条岔道。随着夜色加深,田野显得更广阔。他们来到一片针茅地边;克里斯蒂安扔掉烟蒂,不紧不慢地说:”干活吧,兄弟。过一会儿长脚鹰会来帮我们忙的。我今天把她杀了。让她和她的衣物都待在这里吧。她再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了。”兄弟两人几乎痛哭失声,紧紧拥抱。如今又有一条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惨遭杀害的女人和把她从记忆中抹去的义务。

城市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总是有点时代错乱。咖啡馆退化成了酒吧;本来通向院子,可以瞥见葡萄架的门厅现在成了尽头有电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得塔尔卡瓦诺街附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店;一天上午我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并且听说书店老板堂圣地亚哥·菲施拜恩已经去世。菲施拜恩是个胖子;我记不太清他的长相,却记得我们长时间的聊天。他镇定自若,常常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说它使犹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别的人那样给捆绑在一个单一的传统、单一的国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种丰富多彩的复杂性和分歧。他还告诉我,当时在编纂一部庞大的巴鲁克·斯宾诺莎作品选集,删去了那些妨碍阅读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繁芜,给那异想天开的理论增添了虚幻的严谨。他给我看罗森罗思的《犹太神秘主义发凡》的善本,但又不肯卖给我,不过我藏书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韦特的书却是在他店里买的。一天下午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告诉了我他生活中一个插曲,今天我可以公之于众。当然,有些细节要作些改动。”我要讲一件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我的妻子安娜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不知道。那是多年以前的事,现在已恍如隔世。也许可供你作为一篇小说的素材,你当然会加以剪裁。不知道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是恩特雷里奥斯人。我们说不上是犹太高乔;从来就没有犹太高乔。我们是商人和小庄园主。我生在乌尔第纳兰,对那个地方已毫无印象;我父母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店时,我年纪很小。我们家过去几个街区就是马尔多纳多河,再过去是荒地。”卡莱尔说过,人们需要英雄。格罗索写的传记使我崇拜圣马丁,但是我发现他只是一个在智利打过仗的军人,如今成了一座青铜雕像和一个广场的名字。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遇到一个截然不同的英雄:弗朗西斯科·费拉里,对我们两人都不幸。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一据说我们那个区不像科拉雷斯和巴霍那么野,不过每一家杂货铺里都有一帮爱寻衅闹事的闲人。费拉里老是泡在三执政-泰晤士杂货铺。促使我成为他的崇拜者的一件事就发生在那里。我去买一夸特马黛茶。一个留着长头发和胡子的陌生人跑来要了一杯杜松子酒。费拉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喂,咱们前晚不是在胡利亚娜舞场见过面吗?你是哪里来的?”圣克里斯多巴尔,对方说。”我有话奉劝,费拉里暗示说,你以后别来啦。这儿有些蛮不讲理的人也许会让你不痛快。”圣克里斯多巴尔来的人一甩胡子走了。或许他并不比对方差劲,但他知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从那天下午开始,弗朗西斯科·费拉里成了我十五岁时的向往的英雄。他身体壮实、相当高大、仪表堂堂,算是时髦的。他老是穿黑颜色的衣服。不久,我们又遇到第二件事。我和母亲、姨妈在一起;我们碰上几个大小伙子,其中一个粗声粗气地对其余的人说:”放她们过去。老婆娘。”我不知所措。这时费拉里正好从家里出来,他插手了。他面对那个挑衅的人说:”你既然想找事,干吗不找我?”他挨着个儿慢慢地瞅着他们,谁都不吭声。他们知道费拉里。”他耸耸肩膀,向我们打了招呼走了。在离开前,他对我说:”你如果没事,待会儿去酒店坐坐。””我目瞪口呆。我的姨妈莎拉说:”一位绅士,他让夫人们得到尊敬。”我母亲怕我下不了台,评论说:”我看是一个容不得别人拿大的光棍。”有些事情我不知该怎么向你解释。如今我混得有些模样,我有了这家我喜欢的书店,我看看这里的书,我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我有妻子儿女,我加入了社会党,我是个阿根廷好公民,是个好犹太人。我是个受到尊敬的人。现在你看我的头发几乎脱光了;当时我却是个穷苦的俄罗斯小伙子,红头发,住在郊区。人们瞧不起我。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试图同别人相似。我自己起了圣地亚哥这个名字,以回避原来的雅各布,菲施拜恩这个姓没有动。我们大家都努力符合人们指望看到我们的模样。我意识到人们对我的蔑视,我也蔑视自己。在那个时代,尤其在那种环境中,重要的是勇敢;但我自知是懦夫。我见了女人就胆战心惊;我为自己畏葸的童贞感到羞愧。我没有同龄的朋友。”那晚我没有去杂货铺。我一直不去就好了。我总觉得费拉里的邀请带有命令的口吻。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我走进那个地方。”费拉里在一张桌子上座。一共六七个人,我都面熟。除了一个老头之外,费拉里年纪最大。老头言语不多,说话的神情很疲惫,唯有他的名字我一直记得:堂埃利塞奥·阿马罗。他松弛的宽脸有一条横贯的刀疤。后来我听说他吃过官司。”费拉里吩咐堂埃利塞奥挪个地方,让我坐在他左边。我受宠若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搁才好。我怕费拉里提起前几天叫我丢人的事。根本没提;他们谈的是女人、赌牌、选举、一个该到而没有到的歌手以及区里的事。起初他们和我格格不入;后来接纳了我,因为费拉里要他们这样做。尽管他们大多有意大利姓,他们各自都觉得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高乔,别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们有的赶马帮,有的是车把式,甚至是屠夫;他们经常同牲口打交道,气质接近农民。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成为胡安·莫雷拉那样的人。他们最后叫我小罗来,不过这个绰号并没有轻蔑的意思。我跟他们学会了抽烟和别的事。”在胡宁街的一家妓院里,有人问我是不是弗朗西斯科·费拉里的朋友。我说不是;我觉得如果回答说是,未免像是吹牛。”一晚,警察闯进来盘问我们。有的人不得不去警察局;他们没有碰费拉里。半个月后,重演了一次;这次费拉里也给带走了,他腰里有把匕首。也许他在本区的头头那里已经失宠。”现在我觉得费拉里是个可怜虫,上当受骗,被人出卖;当时他在我心目中却是一个神。”友谊是件神秘的事,不次于爱情或者混乱纷芜的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我有时觉得唯一不神秘的是幸福。因为幸福不以别的事物为转移。勇敢的、强有力的弗朗西斯科·费拉里居然对我这个不屑一顾的人怀有友情。我认为他看错了人,我不配得到他的友谊。我试图回避,但他不允许。我母亲坚决反对我同她称之为流氓、而我仿效的那伙人来往,更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讲给你听的故事的实质是我和费拉里的关系,不是那些肮脏的事情,如今我并不为之感到内疚。只要内疚之感还持续,罪过就还存在。”又回到费拉里旁边座位上的老头在同他窃窃私语。他们在策划。我在桌子另一头听到他们提起韦德曼的名字,韦德曼的纺织厂靠近郊区,地段偏僻。没多久,他们不作什么解释,吩咐我去工厂四面转转,特别要注意有几扇门,位置如何。我过了小河和铁路时已是傍晚。我记得附近有几幢零散的房子、一片柳树林、几个坑。工厂是新盖的,但有些荒凉的况味;它红色的砖墙在我记忆中如今和夕阳混淆起来。工厂周围有一道铁栏杆。除了正门之外,有两扇朝南的后门,直通工厂房屋。”你也许已经明白了,可是我当时迟迟没有懂得他们的用意。我作了汇报,另一个小伙子证实了我说的情况。他的姐姐就在工厂工作。大家约好某个星期六晚上都不去杂货铺;费拉里决定下星期五去抢劫。我担任望风。在那之前,最好别让人家看见我们在一起。我们两人走在街上时,我问费拉里:”你信得过我吗?”当然啦,他回说。我知道你是个男子汉。”那天和以后几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星期三,我对母亲说,我要去市中心看新来的牛仔表演。我穿上我最体面的衣服,去莫雷诺街。电车路很长。到了警察局,他们让我等着,最后一个姓阿尔德或者阿尔特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说有机密事情相告。他让我大胆说。我向他透露了费拉里策划的事。使我诧异的是他竟不知道这个名字;我提起堂埃利塞奥时情况却不同。”噢,他说。那原是东区团伙的。”他请来另一位管辖我那个区的警官,两人商谈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稍带讥刺的口气问我:”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好公民才跑来举报?”我觉得他太不了解我了,回答说:”是的,先生。我是个好阿根廷人。”他们嘱咐我照旧执行我头头的命令,但是发现警察赶到时不要打唿哨发出约定的暗号。我告辞时,两人中间的一个警告我说:”你得小心。你知道吃里爬外的下场是什么。”两个警官说了这句黑话高兴得像是四年级的学生。我回说:”他们杀了我最好,我求之不得。”星期五一大早,我感到决定性的一天终于来到的轻松,并为自己一点不内疚而惭愧。时间过得特别慢。我晚饭几乎没有碰。晚上十点钟,我们在离纺织厂不到一个街区的地点会合。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没到;堂埃利塞奥说总是有临阵脱逃的窝囊废。我想事后正好把过错全归在他头上。快下雨了。我怕有人留下同我一起,但他们只让我一个人守在一扇后门外面。不久,警察在一名警官带领下出现。他们是步行来到的;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把马匹留在一块空地上。费拉里已经破门,大伙悄悄进了纺织厂。突然响起四声枪击,使我一惊。我想他们在屋里暗处残杀。接着,我看到警察押着那些上了手铐的小伙子出来。随后是两个警察,拖着费拉里和堂埃利塞奥。他们中了弹。审讯记录上说他们拒捕,先开了枪。我知道这是撒谎,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身边带手枪。警察利用这次机会清了旧账。后来我听说费拉里当时想逃跑,一颗子弹结果了他。当然,报纸把他说成是他也许从未成为的、而是我梦想成为的英雄。”我是和别人一起逮捕的,不久就放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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